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3）

三、如何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

1.着力推进“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双向投资与对外贸易有效协同。在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开放水平的基础上，适度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实现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促进与融合发展。尤其要注意发挥大型跨国公司在“走出去”过程中的突出作用，逐步掌控更大市场和更多资源，通过全球布局促进产业的国际转移和产业链的全球优化。对那些能源资源依赖性强、环境影响较大和产能超出国内需要的产业或产业链环节应加强“走出去”，使之贴近能源资源产地和消费市场，以降低物流成本，为东道国创造更大附加值和就业。而对那些能有效增强中国产业优势、满足消费升级的产业或产业链环节，如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业等，我们应加大“引进来”力度。同时，应该营造良好的贸易投资环境，以政府间协议保障企业公平的外部环境，保护企业发展利益，保护企业知识产权；以国民待遇为原则优化外资环境，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创造吸引外资发展的公平的国内环境。另一方面，引导核心优势企业积极主动开展对外投资，通过跨境产业链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竞争力，并通过日趋完善的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来降低企业风险。

2.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契机，推动高质量海外并购和优势产业海外延伸，构建中国的全球产业链体系。一是通过加大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拓展中亚、东欧、东南亚、北非等新兴市场，使之逐渐成为海外并购的新热点。二是利用我国在高铁、电力、通信、工程机械及电子装配加工等领域的新优势，促进“走出去”与“引进来”协调发展，并积极探索跨区域合作新形式。三是拓展资金融通方式，利用“一带一路”机制下的丝路基金、亚投行及金砖银行等多元化的融资方式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提供更丰富的配套融资服务。四是国内各地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开展集群式对外投资，推动中国产能和产业链向海外延伸，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建立自己的全球产销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高效配置和利用资源。

3.有效应对TPP协议等高标准规则可能给中国企业带来的负面冲击，提升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TPP等发达国家主导的新规则明显不符合我国当前发展条件和利益诉求，我们需要根据利益相关程度和条件成熟度渐进对接新规则。首先，要深入分析TPP对中国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从战略层面着手研判科学可行的应对预案，并切实建设好上海、福建、天津、广东四个自由贸易实验区，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途径，积累经验。其次，合理利用TPP倒逼国内改革，针对国内薄弱环节，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努力与现行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接轨。加快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推动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知识产权标准建设，为企业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减少外部阻力。第三，努力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支持WTO在世界经贸治理中的作用，协助其进行改革，推进多哈回合及相关贸易规则谈判。同时，应呼吁推动各种自由贸易区的整合，以应对由此造成的国际贸易规则碎片化，避免区域贸易协定成为贸易壁垒。

4.准确评估不同产业国际竞争力，实施深度嵌入与打造中国自身全球价值链并举。我国目前处于由传统比较优势向新竞争优势的过渡时期，传统的资源优势、生产要素成本优势虽逐渐减弱，但短期内不会消失。这就要求我国在寻求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既要继续通过高质量双向投资等多种方式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努力实现价值链攀升；又要在某些新兴行业中，利用自身的竞争新优势努力实现全球资源配置，构建以我国优质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随着发达国家装备制造业市场需求逐渐饱和，凭借市场、劳动力、土地等方面的成本优势，通过扩大吸收外资和出口模式升级的方式，我国承接了大量发达国家的装备制造业。借此，我国装备制造企业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产业内贸易程度不断提升。同时，应该结合我国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产业配套能力等方面的新优势，通过跨国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全球市场上优化装备制造业产业布局，搭建全球资源整合和要素聚集新平台，形成外贸竞争新优势，逐步构建中国自身的区域及全球价值链。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对外贸易战略转型研究”[14ZDA082]、北京市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北京市服务业双向投资与创新竞争力提升研究”[2015SKL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