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勇：2016年全国两会的一般精神和特殊精神（4）

五、2016年的政府工作重点抓五个方面

第一，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现在想做到“稳”挺难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在惯性减速。我们的财政收入也在惯性减速，但人民的福利水平又不能够降低，同时又要刺激经济增长，又需要实行减税政策，怎么办？我们只能阶段性地提高财政赤字率。2016年我们的财政赤字率或将提高到3%左右，就是和欧盟的标准一致。这个标准够不够呢？还得试试看。什么叫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在国际上叫做相机抉择，就是试着看的意思。试对了，就这么进行下去；试不对，政策还要适当地调整。

还有，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现在我们的货币政策在稳健的情况下是在逐渐放松的，包括降准、降息。但是我们又不能一下子降太多，又不能搞得太灵活，我们说有4万个亿的后遗症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现在我们即使放松了，但是实体经济又推进不下去，所以老在空转。2015年的货币灵活性在哪？在股市。2016年的灵活性呢？股市不行了，就转到房地产去了。所以灵活性就是多余的货币转到哪，就表明哪个地方的价格在涨价。但是股市或者房市过炒也是不合适的，对实体经济也不好。

所以现在很多事情我们都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包括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我们首先是要尽量的要稳，稳就是稳预期，然后在宏观政策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相对政策调整和改革的推进。

宏观政策只有国家才有，就是有边境控制的情况下才有宏观政策，比如一个省，就很难说他有宏观政策，但是可能会有更加积极一点的财政政策。货币是受大的环境影响的，汇率根本无法控制，那是中央政府的事情，我们就是地方上了解一下宏观政策是基调就行。

第二，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关于结构性改革方向，中央提了农业现代化、加快制造强国的建设，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的水平，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坚持创新驱动，注重激活存量，着力补短板，加快绿色发展，着力发展实体经济。

前面讲了，产业政策要准，难在“准”字上。没有相关的体制机制变革，怎么准？这是个问题。比如，发改委有一些产业投资目录——我们理解为产业政策，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看到，西方宏观调控里没有这样的产业政策。那么，如何确保政府确定的政策方向和市场未来走势高度契合？这是很难的。美国的产业政策主要依靠技术政策，技术创新都是放在私人公司的，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放在民营企业。包括美国军工产业，都是私人公司，甚至炸药都是由私人公司来储存的。但我们不行。

现在，政府提出的都是方向，比如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很模糊的方向，这就给地方政府、企业的具体落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过去，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现在，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如何让出决定权，让市场稳妥、可靠地配置资源？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和体制、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三，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要为各类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公平准入的环境，其实也挺难的，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包括一些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还要进一步完善。所以，我们过去的微观政策值得检讨。以前，很多地方都依赖减税、免税优惠政策，现在，国家统一了规定，但有些地方还是变相地享有优惠政策，这叫竞争政策不公平。通过微观竞争政策不公平来实现个别地方的“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这不是真正的内功，我们要杜绝。我们的政策要往内功上使劲。

第四，改革政策要实。吴敬琏曾说，现在出现了改革空转现象。改革在文件上转、在会场上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的时候着重讲这个问题。那么，改革政策要和地方积极性、群众首创精神密切结合起来。政府部门研究的改革政策在出台前征求的意见不够充分，在执行的过程中就会不顺畅、阻力重重，改革就见不到实效，老百姓也就没有获得感。

第五，社会政策要托底。社会政策要守住民生底线，要建立一种底线公平的思维。现在的很多社会政策，比如医保政策、养老政策，分的人群太多，高的太高、低的太低，老百姓有意见。德国的医保政策基本上就管中低收入者，如果你的收入是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你可以不上医疗保险，自己买商业保险，但是对于中低收入者，是要求参加医疗保险的。

因此，推动结构性改革需要五大政策密切配合、相互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