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济洲：“高考工厂”背后的阶层焦虑与机会公平（2）

二、“高考工厂”和高考改革中公平忧虑

“高考工厂”折射社会底层渴望通过升学改变命运，避免阶层复制的祈求，然而，近年来高考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则加剧社会底层对公平的忧虑。

高考改革中的分地域招生、自主命题、自主招生和加分政策等均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农村学生和社会底层子女获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难度。据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状况报告(2011)》数据显示，家庭背景对考生获得保送资格、自主招生名额、高考加分优惠等方面具有显著影响，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子女获得加分机会是农家子女的7.5倍[3]。高考改革的多样化，实际上不利于社会资本匮乏的农村家庭和低收入阶层获取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分地域招生使高校招生名额在各省进行分布，各省考生在其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填报志愿并按高考分数择优录取。但是，高校招生名额在各省的分布极不均衡，在高校所在地的招生人数较多。如2009年上海生源考入复旦大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值的53倍，是内蒙古考生的288倍。2011年北京大学录取数据显示，每万名考生升入北京大学的比例北京为52.5，安徽仅为1.27，贵州仅为1.48，北京考生升入北京大学的概率是安徽的41.3倍、贵州的35.5倍。这样的招生名额分配制度使高校较多的大城市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名校[4]。

上海于2000年率先实施高考自主命题，打破了全国统一命题的传统。分省命题相继在多省份实施。这一改革举措体现了多样化和选择性的课程改革思路，但并未充分解决按地域招生带来的城乡不公平，甚至会加大地域之间的不平等。自主命题只是从本省挑选命题人员，相较于全国命题，命题人员与学校教师有较大的互动概率。近两年有省市反映，城市中学高考题押中率增高，自主命题的城乡高考信息占有量不对称直接影响到考试的公平性，对中国这样一个尤重人情关系、社会资源相对紧张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民众的公平忧患意识与渴望也较别国更为强烈[5]。

教育部出台的高考加分制度，规定特长生、三好学生、少数民族等在高考中有获得加分的权力，这有助于鼓励个性发展，破除分数至上的评价标准。但是这一政策在具体实施中却逐步异化为学生家庭资本的较量，具有资本优势的家庭很早就为孩子打通门路，使孩子在学校评优过程中取胜。新闻媒体曾多次披露优势阶层暗箱操作，为子女变更民族身份、伪造体育特长生和获奖身份等获得高考加分的事件，相比之下，农村及社会底层家庭背景的学生则很难获得评优加分。高考加分政策原本是对愈演愈烈应试教育的修正和补充，但是逐步变成优势阶层对寒门子弟的教育机会剥夺的利器。

自主招生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标准，以高校自主选拨录取为导向，一定程度上能推动基础教育改革、提高学生整体素质。但是由于城乡社会底层子女早期家庭文化资本的匮乏，很少有农村学生和社会底层子女会通过自主招生被录取。重点高校自主招生标准强调考生综合素质，要求考生知识涉猎面更为丰富，强调想象、语言表达、发散思维等多种能力，侧重考查特长优势和天赋。农村孩子和社会底层子女很难表现出较高的综合素质，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学业成绩。2009年11月，《中国青年报》关于自主招生的在线调查显示，48.8％的人认为自主招生“对教育资源缺乏地区的学生更不公平”，66.7％的人认为“钱权交易不可避免”[6]。近年来媒体报道自主招生舞弊现象，映射其家庭社会资本较量，社会底层子女获得同等录取信息都困难，更何况想在自主招生中占有优势。

高考保送制度一度被称为“推劣不推良、送官不送民”，一些社会优势阶层通过各类资本交换攫取保送名额，使得保送制度在实践中逐步异化为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保护某些优势阶层子女利益，剥夺社会底层子女受教育机会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