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发展理念丰富中国话语体系（2）

五大发展理念具有世界意义

五大发展理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兼具“本土关怀”与“国际视野”，既立足本国，又放眼世界，彰显出鲜明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现代治理理念。五大发展理念具有宏阔的国际视野、世界眼光和文明史格局，勾画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路线图”，体现出中国发展为世界发展注入全新力量的承诺，彰显了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与全球治理潮流的洞见与研判。它既是对全球治理经验教训的总结提炼，又是对全球发展理念的深化和升华；既促进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良性互动，又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理念、作出新贡献。

五大发展理念在国内彰显了对于人民主体地位和公民人权的珍视与捍卫，在国际体现出对于世界人民福祉和各国主权的尊重与保障。将其置于国际场合同样具有很强的先进性和引领性，足以指引纾缓国际政治经济困局、促进良善国际秩序构建的方向。

开放发展为提高中国对外开放质量和发展内外联动性提供了行动指南，意味着中国开放不止步，国门不闭锁，将继续为世界经济释放出巨大需求，带来巨大的正面外溢效应。同时，开放发展必然是尊重市场、崇尚规则、促进平等、互联互通的发展，彰显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鲜明态度，有力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迥然不同于以邻为壑、党同伐异、居高临下、予取予求的新老殖民主义背景下的依附型发展。

创新发展顺应世界潮流、把握世界大势，紧紧抓住了创新这一“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全球范围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发达国家推进高起点“再工业化”初露峥嵘，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新兴经济体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多有共识。这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挑战，亦是“天予不取反受其咎”的机遇。同时，中国所言的创新发展，已超越狭义的科技与产业层面，进入到理论、制度、文化等社会深层，旨在打造“创新型执政党”“创新型社会”“创新型国家”乃至“创新型国际治理架构”。例如，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即是一大前无古人的制度创新。

协调发展旨在实现速度、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等方面兼优的全面发展，而作为超大型跨体系国家之中国的强劲谐恰发展，无疑具有文明史意义和示范性作用。此种发展的“全面性”体现为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提升国家软实力，当前意味着必须做到“补短板”，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协调发展甚至构成了其他几大发展的方法论底色。不仅对存在突出城乡、区域、族际、群际、代际发展失衡问题的后发国家意义重大，对诸多深陷经济社会危机、机会公正缺失的发达国家也颇具价值。同时，协调发展还反对简单化、一元化、线性化的发展观，深刻认识到发展问题的复杂性、社会结构的有机体特征及人性需求的多元化特征，拒绝将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抑或机械模仿某种所谓成功范式便可毕其功于一役的过程。

绿色发展厚植生态文明，有利于推动各国携手应对生态危机、守护地球家园。“美丽中国”本身，便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同时，绿色发展理念是“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与“世代正义”（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理念的继承和发扬。从1972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到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上述理念已被世人普遍接受并日渐进入各国与国际重要政策议程。但是，各国发展模式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不可持续的生产消费模式依然存在，国际社会合作成果仍难尽如人意，在减排问题上甚至出现某种“绿色疲惫”综合征。绿色发展的进一步破题充满了开放性。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既体现出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亦将对全球许多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共享发展有助于倡导“世界是全人类的世界”理念，有助于形塑一个“共有”（of the World）“共享”（for the World）和“共治”（by the World）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乃至国际治理格局；无论中国抑或世界各国，共享的发展势必也是和平的发展，亦即“在和平中”（in Peace）的发展、“通过和平（方式）”（by Peace）的发展以及“为了和平（目的）”（for Peace）的发展。就其内涵而言，共享发展又是“权利”和“义务”或“责任”的统一体，“分享”发展成果和“参与”发展过程是缺一不可的。这无疑有利于各国在维护和平中自觉担当，渐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