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扶贫“蝇贪”应该靠“市场”

贵州省铜仁市位于武陵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高山连绵，沟壑纵横，是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然而，铜仁市通过信访举报、项目审计、民生监督发现，一些基层扶贫干部把国家的扶贫政策看成是“发家致富”的大好机会，肆意套取、侵吞扶贫资金，影响恶劣。针对这些问题，铜仁市纪委果断亮剑，先后查处江口县、沿河县、松桃县等扶贫领域腐败窝案串案，涉案金额730多万元，涉案人员30多人，其中县处级干部2人，目前，已移送司法机关17人，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4月21日 《中国纪检报》）

级别不高，贪腐的胆子却不小，性质和情节同样恶劣，此类“肆虐”于扶贫领域的现象被媒体形容为“蝇贪”现象。基层扶贫领域腐败高发多发多年前就有，与扶贫方式有关。若干年前，国内扶贫方式主要采取的是现金或实物式“帮扶”，但也暴露出扶贫部门和扶贫官员“截留挪用”等贪污腐败问题。另一方面，这一方式最大弊端是扶贫效果较差--帮扶钱物一旦花光用光，贫困户依然不能脱贫。

令人期待的是，近年来多数地方逐步向“技术扶贫”、“项目扶贫”进步。从“给钱物”到重点着手帮助贫困户生产创业，从养殖种植入手，意图真正让村民摆脱“穷根”，实现“授人以渔”。就譬如在铜仁市，采取的扶贫方式就是代替农户购买楠竹苗、核桃苗等。这或可看成是扶贫方式和理念的进步，值得称道。

然而，现下推行的扶贫方式同样产生了诸多问题不容回避。去年6月，《人民日报》在一篇《扶贫开发，在于精准》文章中指出，“一些地方在扶贫上搞大水漫灌、一刀切，市场行情没摸清，本地特点没把握，一窝蜂地让贫困户养兔养鸡，兴起种养殖热，结果在市场上栽了跟头。”市场不已人的意志为转移，扶贫不是有好心就能办好。一些扶贫资金因此打了水漂，既造成了严重浪费，也成为“蝇贪”们牟私的工具。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一些地方在执行扶贫政策上严重脱离实际，好大喜功，将扶贫当成“政绩工程”而不是社会工程、民生工程。其背后的核心和实质问题仍然是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在执行中央扶贫政策上的“行政性过强”所致。

扶贫需要行政介入和干预，但不是行政性指令越强越好，干预的越多越好。从本质上说，扶贫涉及市场和民生，扶贫对路与否、贫困户能否脱贫，不完全取决于政府“热情”，而取决于是否符合科学规律，是否对症下药。就目前中央倡导的“精准扶贫”而言，其真正的落实离不开符合市场和社会规律的“灵活执行”，而不能完全靠地方政府。我国扶贫对象数量过于庞大，尚有7000余万人，而且涉及的每一个村镇、每一家都有不同特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一本经都不同”的情况下，政府没有过多精力和也没有足够能力“精准到户”。这是客观的，不已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正是多年来一些地方贫困户迟迟不能脱贫，扶贫款却被“肥私”的重要原因。

解决扶贫效果不佳问题，以及实现扶贫款真正“用到刀刃上”，在我看来应首先从弱化扶贫的行政性入手。地方政府应该在脱贫方式上淡出，重点掌握好政策尺度，有大的政策层面进行引导即可。至于哪一户“种什么”、“养什么”，还是增加家庭教育科技成本，应该由市场主体、社会组织或协会说了算。让“扶贫”成为社会系统工程，成为市场行为，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团体参与，让这些组织和团体承担具体的“识别”、“引领”和“项目对接”的责任，并且进行最具体的“致富”指导。政府只要在“后台”监督即可。具体执行上可以通过签订“扶贫协议”的方式，让组织和团体先行介入帮扶工作，以协议方式确定“合同风险”，达成效果后再由政府进行拨款补助。政府不再直接参与“种什么”，这将大幅度剥离一些别有用心的“蝇贪”们的权力因子，扶贫款使用和发放也将变的相对安全，“蝇贪”们将失去肆虐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