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政务”：挑战、变革及推进路径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互联网+”的十一个重点行动领域，表明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社会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的地位已得到国家层面高度认可。其中，益民服务涵盖了创新政府网络化管理和服务、发展便民服务新业态、推广在线医疗卫生新模式、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等五大行动，对创新政府服务模式，提升政府科学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互联网+政务”将迎来政府治理与服务的新机遇、新挑战和新生态。

一、“互联网＋政务”面临的挑战

（一）互联网发展的不均衡性

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而手机普及率则高达88.9%。但与此同时，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地区差异较大。由于西部互联网基础薄弱、建设滞后、起步晚、发展慢，中国互联网呈现东部发展快、西部发展慢，城市普及率高、乡村普及率低的特点，数字鸿沟依然存在。

笔者通过对近5次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进行剖析发现，自2010年开始连续5年中国互联网城乡差距较大，对城镇而言，互联网普及率5年平均值为72.4%，而乡村仅为27.6%。弥合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仍旧任重道远。

（二）“互联网＋”认知的多元性

人类对任何新事物的理解和认知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思维建构到实践验证的漫长过程，需要积累、顿悟、挖掘、提升。“互联网+”概莫能外。首先需要深刻理解互联网思维。我们认为，所谓互联网思维，是指基于互联网的规律特征和衍生特性，对政府、公众、社会、产业乃至对整个社会生态进行融合和重构的思维模式。“互联网+”源于产业界，不断衍生新模式、新业态，对政府的传统线下服务模式产生颠覆性的挑战。“强化互联网思维”，总书记站在历史的高度发起的号召，就是给各级政务部门下达的总命令，这既是期待，更是要求。其次需要探索“互联网+”对传统政务服务模式带来的剧烈冲击。“互联网+政务”的本质是传统政务服务的数据化、在线化，通过“鲜活”数据和在线服务提升政府服务质量。“互联网+政务”的核心就是要减少中间环节，实现扁平式、网格化的服务。如何正确把握“互联网+政务”新模态的内在规律，使“互联网+政务”碰撞火花、激发活力、撬动创新、积聚效应、提升质量，的的确确考验着各级党政干部的智慧和勇气。

（三）电子政务存在的痼疾

1．信息共享业务协同难

受传统观念和部门利益的影响，各地方政府和部门在进行电子政务建设时往往从本部门、本地方的利益出发，各自为政，采用各不相同的标准规范，业务内容单调重复；只从解决本机构内部的业务需求出发考虑新技术的应用。部门壁垒仍然存在，政务服务业务协同难、信息共享难、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联动难，三座大山依然存在。

2．业务优化流程再造难

流程是政府管理的基石，业务流程再造是电子政务环境下实现政府变革的可行方法。目前，不少网上政务服务系统运行与业务流程没有紧密结合与无缝衔接，优化再造政务流程仍停留在纸面，存在业务与系统“两张皮”问题，与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一体化服务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3．层次差距大上下联动难

目前国家层面尚无“一站式”、OTO模式相结合的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跨部门跨地区的业务协同和政务服务步履维艰。地方层面，32个省级政府虽均已依托网络提供服务平台，但亦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名称纷杂不一，服务入口繁琐、服务事项不统一，服务标准差异较大。

数字鸿沟现象严重，严重制约政府服务均等化提供。服务质量和服务标准缺乏统一规范，基层政府信息化投资欠账较多，网上政务还停留在信息公开、预约、表格下载、进度查询、结果公示等低级层面，距离“一站式”资源整合型的政务服务有一定距离，在政务服务的便利性、响应性、透明性和实效性方面水平参差不齐，不仅违背了践行“不打烊”政府的初衷，也严重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

（四）行政审批自身的沉疴

“办事难”“办证难”“证明多”“证明繁”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政府管理和服务中不规范、不作为、不透明的问题仍然存在。

行政审批种类多，数量大，范围广。审批称谓形式多样，如审核、批准、核准、许可、登记等，涉及各领域。据有关资料表明，目前仅国务院规定的审批事项就有2000项，各省(区、市)都有上千项之多，涵盖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管理等各个方面。行政审批流程繁琐，公众问破了嘴、跑断了腿，仍摸不清门。监督乏力，自由裁量权过大，重权力轻责任，重审批轻监管，行政审批成为部门规避责任的避风港。

行政审批手续繁、时间长、材料多、不透明、效率低、缺监管，简政放权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与公众的期待相比，仍有较大下放空间。政府手伸得还是太长，一些该放的权还没有放。已出台的简政放权措施尚未完全落实到位，“中梗阻”现象大量存在，“最后一公里”还没有完全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