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2）

第三，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鸦片战争以后，反帝反封建成为近现代中国的双重诉求。既然反帝反封建是近现代中国最为紧迫的双重诉求，那么，这一新诉求必然成为中国人民检验一切思想的试金石。封建旧文化显然不行了；具有反封建文化功能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本来应该可以成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但为了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它与封建旧文化结成了反动同盟，并且，帝国主义用枪炮战舰强行“送”到中国来的西方思想，根本不可能具有反帝救国的功能。而马克思主义与各种“主义”不同，它不仅告诉人们西方社会存在种种弊端，行将走向灭亡，而且直截了当地号召人们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去推翻它、代替它，而后将建立一个高于它、优于它的社会制度。这必定在心理上容易被资本主义长期侵略的国家的人们所接受，因而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对此，斯诺曾说：“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到十二岁的童工在晚上时常被关起来，睡在他白天操作的机器之下的破布堆里；人们不必要有锐利的观察力，便可以明白为什么《共产党宣言》会被这个国家的人民奉为圣经。”（斯诺：《斯诺文集》第4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说明资本主义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问题。

第一，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指导下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曾经在历史上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人类文明的毒瘤。十月革命以前，中国许多先进分子虽然痛恨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但还是认同西方资本主义方案的，并对之充满渴望。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现实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这些先进分子看到战后欧洲的破败景象，科学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制止大战，反而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当时许多中国人，特别是“放眼看世界”的中国先进分子，转而对资本主义文明深感失望和愤慨，“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梁启超对一战后欧洲的描述，也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最典型的是美国记者赛蒙氏和梁启超的谈话，他不赞成把西方文明输入中国，而说：“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他“回去就是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可见，大战的灾难确实给西方思想界带来信仰上的危机。既然西方人对自己都怀疑了，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还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呢？

第二，在中国，虽然孙中山等人努力推动资产阶级建国方案，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事实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适合中国。南京临时政府失败后，孙中山并没有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两次护法运动，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应该说，孙中山等人也抱有改造中国社会的崇高理想，也有一整套革命纲领，也有一支久经锻炼的革命队伍，但为什么会失败呢？这可能主要是其改造中国的方案出了问题。以孙中山领导的两次护法运动为例。孙中山所护的“法”，主要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旧国会。他所护的《临时约法》既没有提出反帝的革命任务，也没有提出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当然不能使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再如，他所护的旧国会，当时已经堕落成一帮只为个人利益吵吵嚷嚷的政客。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他的《伏卵集》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在前门火车站，每当召开国会期间，各省议员纷纷下火车的时候，各个政党工作人员就会在火车站前，树立起本党招待处的招牌，竭力拉刚下火车的议员们住到本党安排的招待所中去。各党拉扯议员的样子，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人”一样。那些议员们前呼后拥地先住到甲党招待所，得到各种好处与红包，承诺投该党的票，然后再到乙党招待所住下，同样得到好处费，并答应投该党的票，拿到所有的好处后，最后投的是自己的票。（刘迎秋主编：《社科大讲堂政治学卷》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页）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了。

第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的表演，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巴黎和会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了所谓“杜绝秘密外交”、“对于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权利”等；和会召开后，他又大唱“和平民主”、“人道主义”的高调。这使当时中国社会各界，对巴黎和会充满了无限的期待，以为中国真的可以通过巴黎和会挽回已经丧失的独立自主地位，进而实现真正的民族解放。如上海《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巴黎和会可使中国“稍挽百十年国际上的失败”，使中国能够与“英、法、美并驾齐驱”。就连当时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都把威尔逊看作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好人”（《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4页）。

然而，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的要求，如七项“希望条件”和取消“二十一条”等，不仅完全被无理否决，而且巴黎和会反而把战败的德国在山东所攫取的一切权益尽数转交给日本。“公理战胜强权”的美丽词藻，转眼就变成了强权战胜公理的既成事实。内忧外患的中国，经过巴黎和会，不但没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反而使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更加沉重。这时的陈独秀已经公开把威尔逊直呼为“威大炮”。通过巴黎和会，中国人民从热切的期待转向了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失望，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

综上所述，五四前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其他“主义”所没有的独特思想力量，这时候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又暴露了自己的种种缺陷，再加上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实践的失败，这使中国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1YJA71004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说明】该文以《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题发表于2013年7月4日《人民日报》第7版（理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