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天：为何要提“高等教育质量文化”（2）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回应了什么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高校广泛开展了质量评估和专业认证工作，截至目前，先后有1100多所本科高校、800多所高职院校接受了评估。评估工作在确保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其成绩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对质量保障的效用也不宜过分夸大，正如有人指出的，质量保障并非一个神话，它本身是把双刃剑。在显示其积极效用的同时，内在的消极性也同时被激活，并由此导致种种非理性的后果。

质量保障是随着现代大机器生产以及现代商贸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管理方式，甚至可以说质量概念本身就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正是由于受到现代工业生产和现代企业绩效管理等影响，才出现了当今时代所谓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实质就是建立起一整套可观察、可测量、可操纵、可复制的检验教育质量工作的行动程序。它将以往人们看似无法直接认识和把握的教育教学或人才培养活动，通过测量和评估工具转变成一种可分解的部分、步骤、程式和方法，转变成为见得到摸得着的指标体系、标准和计分方式等。有了这套办法，人们就可以对不同的高等教育组织机构及其活动进行绩效分析或质量研究，从而作出优劣好坏高低等评价。质量保障不仅要对组织绩效作出说明，更重要的是它对组织的活动目标、进程与方法给予规制，只有沿着质量保障体系规定的目标、内容、标准及其方式开展工作，其质量方能被认可。这就是所谓的质量保障指挥棒效应。

我们不反对质量保障的程序化、规范化和技术化，也不反对质量管理的量化，这恰恰是现代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制度的优势所在，如果不能对高等教育活动进行量化，如果没有一整套程序化规定，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就无从衡量，质量保障和质量管理也就失去了依据。然而，现实中确实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趋势，那就是技术至上，人们过分关注了质量保障的技术与方法，将质量视为可以分解并加以测量的客观存在，企图通过测量和评估工具的改进、相关指标的完善，便能够干预高等教育质量议程和日常实践，进而达到问责或是提高质量的目的。由此，原本作为人与人之间感性的实践活动日益被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取代，尤其是作为现代性的发明，质量保障将道德、价值和信仰等人的活动完全化约为技术性的问题，人变成了工具，高等教育由此失去了人的活动本质。

而质量保障技术本身并不产生质量，它不会自动转化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行动和实践，好的技术也有可能意味着糟糕的教育，即如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手段可能是非人性的）一样。因此，为了持续地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需要从理论上重新审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及其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新的可能性。这种新可能性，就是从质量保障走向质量文化，就是克服单纯的技术性与程序异化，回归高等教育的人文本性。在质量时代，只有从质量保障的文化视角出发，才能培育出既合目的又合规律的高质量人才，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和保障体制也才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