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天：为何要提“高等教育质量文化”（3）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形成需要什么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整体说来是舶来品，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和保障制度也是如此。从这点上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实践具有强烈的外在性或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有如下几层含义：

其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并非中国高等教育本土实践自我生成的。我们知道，高等教育质量管理、质量审计以及质量评价等，兴起于20世纪初，全面质量管理和保障运动于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欧美等发达国家不仅在本国建立了严格的质量许可制度，并且广泛建立了双边、多边以及区域高等教育质量互认制度，大大拓展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国际化。受之影响，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也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得以兴起和建立，它直接学习借鉴了欧美国家的先进经验与质量保障模式。但是，质量保障体系和全面质量管理的移植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制度、道德和观念要素，这些往往是不能被移植的。可以说，目前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实践还主要停留在技术阶段，尚未建立起与现有国情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的全面质量管理思想与模式。

其二，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起步晚起点低，要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缩短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就必须努力学习模仿欧美高等教育理念和模式，同时也决定了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管理和质量保障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领导者和建设者的角色。因此，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和保障，基本线路除了自外而内，就是自上而下。一方面，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由政府统一制定，质量认可和评估由政府组织，即政府代表社会与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问责，高校只是质量标准的被动执行者和质量保障过程的被动实施者，这也决定了作为基层组织的高校无法真正成为质量保障的主体；另一方面，质量资源由政府掌控和分配，高校向政府争取资源的过程本身成为目的，而质量则倒退为手段。由于受教育资源投入能力及评价标准的刚性限制，政府总是选择有限的领域进行重点建设，最典型的就是各层次的质量工程、计划或项目，它们成为质量的标志，成为高校竞争的对象，进而将质量外化为政府的工程、计划和项目，造成了质量建设的短期化和功利化。与此同时，高校自身从事的质量保证与评估，相对而言往往是政府外部质量问责或评估的翻版和预备，缺少自身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对广大师生仍然是外部性的要求。总之，我们的质量保障和质量管理还没有深入或内化到大学师生以及管理工作者的内在需要、内在心理意识结构和内在道德自律阶段。

基于此，人们期望通过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概念来构建全新的质量保障和质量管理体系，这种质量文化观强调质量本身的目的性、质量主体的内在自觉性。特别强调要深入挖掘现代全面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中的文化观念、精神价值和心理意识要素，实现与本土文化对接，与质量主体意识和道德自律对接。改变长期以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外在性和技术性，使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真正成为国家、社会、高校以及师生等每一质量主体的内在成长的需要，成为质量提升的内在动力，换言之，就是要唤起每一主体的质量意识、质量责任、质量态度和质量道德。质量文化一经形成，就会变成稳定的民族品格，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即指日可待。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