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的风风雨雨

香港回归的风风雨雨

摘要:香港回归祖国,洗刷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香港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开始变为现实。

 在邓小平胸怀的全局里,香港问题被摆在了一个绝妙的位置。经过一番思量,英国外交部最终确定由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来担负投石问路的任务

1974年5月24日,英国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抵达北京。北京国际机场上悬挂着中英两国国旗,大型横幅标语上写着:“热烈欢迎英国贵宾!”

这是希思第一次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委托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担任主陪。5月24日,邓小平率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外贸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以及首都群众数千人,前往机场热烈欢迎希思。邓小平与走下飞机的希思握手,对客人热情地说:“我代表周恩来总理向你表示热烈欢迎。”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会见希思。毛泽东对希思说:“很久以前中国怕欧洲,但这些都成了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说着,他回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还有多少时间?”周恩来迅速准确地回答道:“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距现在还有23年挂零。”毛泽东对希思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接着,他那巨人般的手一挥,指着坐在不远处的邓小平等人说:“是他们的事情了。”

显然,毛泽东仍坚持维持现状的方针,把收回香港这一使命委托给了比他年轻的邓小平。

邓小平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也曾从侧面谈到香港问题,表示要在将来的适当时候解决它。

这一年,邓小平已70周岁,他已经从事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事业,长期担任地方和中央领导职务,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不可多得的领袖人才。他所具备的卓越领导才能,使他完全胜任毛泽东所期待的收回香港的历史重托。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谁也没有料到,邓小平把他复出后的首次亮相选择在由香港足球队与中国青年队进行的一次足球比赛现场。就在运动员已经进场即将开哨比赛的时候,主席台上突然爆发出一片掌声。一个矮小精干的身影健步走上了主席台。复出伊始的邓小平也来看球了!当这个消息在现场广播后,整个工人体育场立刻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几万双手同时挥舞,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1年多的邓小平神采依旧,频频向观众和香港球员招手,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在有香港足球队参加的赛场上首次亮相,这也许并无什么特殊原因。但邓小平对香港情有独钟,始终念念不忘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这倒是千真万确的。

在邓小平胸怀的全局里,香港问题被摆在了一个绝妙的位置,成为内联现代化建设、外接国际关系、打通祖国统一道路的一着活棋。英国以前不提香港前途问题,是为了继续占据它;现在迫于形势,不得不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也是为了长期保持对香港的统治权力。香港在外交上对于英国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香港的位置可以加强同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太平洋岛屿等英联邦国家的联系,同时,对于英国还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在所谓“九七大限”越来越近之际,英国不能不为保全香港这个“会下金蛋的鹅”而想尽一切办法。选择合适的人来向中国挑明这个问题,进而诱使中国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做出让步,成为当务之急。经过一番思量,英国外交部最终确定由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来担负投石问路的任务。

麦理浩是自1971年就任港督以来,为香港民众做了很多实事。香港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的骄人表现,与麦理浩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英国政府选择麦理浩向邓小平提出香港问题,不仅因为他的身份适宜,而且由于他正得到一个来自中国政府的邀请。

那是1978年12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香港。李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位正式访问香港的部长级官员。为了促进两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李强在总督府午宴上邀请麦理浩访问北京。英国政府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天赐良机,想就此让麦理浩试探中国领导人对香港问题的态度。

1979年初,英国外交部经研究,对麦理浩访京做了安排。他们计划让他同中国领导人主要谈三方面的问题:第一,香港与广东的关系问题;第二,香港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问题;第三,也是他访京的主要目的,即趁机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一下香港的前途问题。

英国决策者感到前面两个话题都好谈,只有香港的前途问题太敏感,需要仔细研究出一个万全之策。经过左思右想,智囊们终于提出了一条计策:麦理浩访问北京时不直接试探中国领导人对香港问题的态度,而仅仅提出新界的土地租期问题,即只提出一个商业性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强调英国此时不想谈1997年之后英国的管治问题,而只是试图从香港的利益出发来促进对其长期投资。

1979年3月26日,麦理浩到达北京。28日晚,中方通知,次日邓小平副总理将会见港督,并希望他在会见时不要向邓小平提出1997年香港问题。第二天上午10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麦理浩一行,李强和港澳办主任廖承志也在场陪同。

出乎麦理浩意料的是,寒暄之后,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说:“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

邓小平希望麦理浩鼓励香港实业家到大陆投资,特别要帮助发展深圳,使深圳变成一个大城市。他再次声明:“即使香港回归祖国,它仍然享有特殊地位。中国尚未决定何时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也许1997年前收回。但不管中国如何决定,香港都会保持现状,投资者的利益都将受到保护。”

此时,麦理浩趁机提出英方关于土地租期问题的方案。他对邓小平说,1997年的逼近,使英国只能批出日益缩短的土地契约,“新界”的投资者因而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他提出了英国方面解决这个似乎是纯商业性问题的方案:消除土地契约中1997届满日期,代之以“只要英国管治这个地区就有效”的内容。邓小平没有正面回答英方提出的这个老谋深算的问题,他机智地说,告诉投资者“放心好了”。

麦理浩并不死心,继续坚持英国的方案。他说,虽然邓副总理的保证值得欢迎,但这并没有解除人们由于土地租期日益缩短而产生的忧虑,要消除这种忧虑,就得消除1997年这个截止期限。面对麦理浩的再次挑战,邓小平深思熟虑:不管怎么去说土地租期,但必须避免提及“英国的管治”。说未来的香港“将保持不变”,并不是指其政治状况,而只是指未来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不变,同时投资者不受损害。他同时再次明确告诉麦理浩“请投资的人放心”。

麦理浩与邓小平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虽然英方没达到预期目标,但至少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经济前途的极其重要的保证。

其实,在会见港督麦理浩前,邓小平已经对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有了清晰的思路。更确切地说,思路是先从台湾问题上打开的。在中美谈判建交过程中,台湾问题是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新的构想。从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初,他在会见日本、美国、缅甸等国外宾时提出,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做不使用武力的承诺;祖国要统一,但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可以不动。邓小平在这里提出的,就是后来所说的“一国两制”的雏形。

邓小平没有孤立地构思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而是把这一问题和港、澳回归祖国问题统筹考虑。1979年1月18日,他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特别任务小组议员团时说,中国统一后,首先台湾的社会制度不变,它的生活方式不变。他接着指出,我们对待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政策也是如此。

不过,由于香港前途仍然没有真正明朗起来,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干扰,港人尤其是投资者的信心不久便开始发生大的波动。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亲自出马,准备向邓小平再讨一颗“定心丸”。

1981年4月3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卡林顿。这位外交大臣说:“我来前在香港逗留了两三天,离开时我有一个感觉,因为我们英国是依靠法律办事的,也许有点过分,所以尽管你做出保证,1997年这个日子仍使香港的人感到不安。你和我都认为这种担心不必要,但事实是,由于1997年这个日子日益逼近,人们签订房地产契约和抵押契约时,必须要考虑期限和合同的合法性问题,这将会碰到不少困难。我不想夸大这个问题,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

邓小平说:“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说更多的话,但我们可以郑重地说,我在1979年同麦浩理爵士谈话时所做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你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

事后,卡林顿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告诉盼望得到新精神的人们说,邓小平又一次讲“投资人完全可以放心”。

责任编辑:黄艳校对:王妗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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