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文——“文以载道”理念的实践价值（2）

“文以载道”是古代关于“文”“道”关系的集成性表述。其“道”的含义并不单调狭窄，而是包含着关于社会人生的各种符合传统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的思想和情感。它既有“辅时及物”的现实意旨，也含有人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合仁与义”的思想与情感。而尤其重要的是其“文”本身也包含着对文辞之美与“文从字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的综合考虑。韩愈所说的“文”，本身就具有文章之美的意思。在《进学解》中，韩愈说自己“沉浸醲郁，含英咀华”，广泛汲取古人创作的经验。他学以为文的取径对象极为宽泛，既包括儒家经典，又包括诸子和史乘。清人刘熙载评价韩愈时说道：“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艺概·文概》）刘熙载所谓“无所不包”正道出了韩愈关于“文”的见解，实际上取径甚广，凡可为我所用者，均可予以采撷使用。

柳宗元也详细地阐述了学以为文时应广参博取、多方师法的观点（《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与韩愈一样，他学文取径的范围极为宽泛，既有儒家经典，又有诸子文章；既有诗赋作品，又有史乘文献。其可用以“明道”的“文”，也同样丰富生动，无所不有。

因为具有理论的开放性和实践的灵活性，“文以载道”对古代文学的发展和演化及至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六朝骈文趋于华丽侈靡的时候，李谔、王通等人遂强调“道”的规约作用；宫体诗风的余绪挥扬，王勃、杨炯、陈子昂等人便起而以风雅比兴精神予以廓清；中唐骈文遥应六朝，文风巧艳，韩柳则以“道”针砭；宋初延承晚唐五代文弊，文坛惟务纤巧，欧梅便标举韩柳，意在匡救……当“道”对“文”束缚过紧，则有提笔直书性灵主张的发声；当“文”在一片黄茅白苇的呆板僵化中了无生气时，便有了“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振臂呐喊。在文学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古代文学家找到了“文以载道”的理念，它的提出源自于对文学发展的实践，也源自对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深入思考。它是文学的追求方向，更是文学书写的伦理底线。它约束着“文”，使文人对辞藻华彩的追求不至堕入脱离生活现实的形式蜃楼；它也控遏着“道”，使“道”在“文”的面前更好地适应着情感表达和心灵书写的需要，而不至于成为耳提面命式的严厉说教。“文以载道”是古代文学理论的成果，也是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成果。古代文学民族特色与自身传统的形成得之其力处甚多，绝不可轻慢视之。

正因“文以载道”理念的存在，古代文学在发展演进中便具有了自我修正、自我匡范甚至是自我疗救的动力机制。这个机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规约着文学的发展，既延续着过去的传统，又不断充实着文学的内涵，使得古代文学得以在保持稳定演进的同时，可以吐故纳新，自我扬弃，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与民族风貌。在这个意义上讲，“文以载道”不只是关于文学的一种理念，实际上也是一个维系“道”“文”关系的总体均衡，并能充分释放艺术活力的动力结构。“文”与“道”制衡着彼此，共同维系着传统文学的持续发展。刘勰认为经典影响下的文学具有“旁通而不滞，日用而不匮”（《文心雕龙·原道》）的生命力，而“文以载道”则在理念和实践动力方面使得我们民族文学传统特色得以保持。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我们必须坚持自身民族特色的历史当口，“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不能澌灭。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