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化敏:“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考察 (2)

耿化敏:“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考察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作出判断:“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夕,党为了适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需要,根据知识分子的特点和政治倾向,对从旧社会过来的200多万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和改造”政策,使他们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服务。

1、新中国成立初,党采取“包下来”的做法,将知识分子纳入单位体制

党采取的“包下来”做法,将知识分子纳入单位体制,基本保证了其生活,并结合土地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社会运动,引导他们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新中国建设实践,逐步使知识分子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1951年9月周恩来应北京大学邀请作报告,以知识分子一员的身份,展现出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推动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亲闻其事的哲学家金岳霖晚年回忆说,周恩来的报告“是了不起的大事”。

党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政策有其特定对象——旧知识分子,有其适用期——一旦他们完成思想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就应废除而代之以新政策。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变革时期,党对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实际上具有两重性:一是从经济地位上,承认知识分子为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二是从政治思想状态上,认为知识分子由于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2、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党开始重新思考和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

到1956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党开始着重从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现代化和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角度,重新认识和思考知识分子问题,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这年1月,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向全党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专门研讨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首次把知识分子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历史上系统地明确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和理论创新的标志。

然而,关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之根本的阶级属性的理论问题当时并没有彻底解决,党内对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还有不同意见,不久,党的八大报告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提法。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倾错误不断发展,其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依据世界观和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实际标准,把知识分子重新归入资产阶级范畴,视作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

3、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党纠正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偏向,但“文革”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步入极左错误时期

1961年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后,党纠正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偏向。党提出继续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出台了“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八条”。党内一些领导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怀有异议,周恩来、陶铸主张把知识分子划入劳动人民的范围,陈毅受周恩来嘱托在广州会议上宣布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陆定一设想在文化、教育、卫生领导机关中实行“三三制”(党员、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中间派知识分子),等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举措和看法都具有拨乱反正的意味,然而由于党中央没有彻底清理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当时一些纠“左”的文件都没有触及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的错误判断,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

从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步入极左错误轨道,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沉重打击。但是,党勇于纠正自身所犯的错误,即使“左”倾错误达到历史极点也没有放弃端正知识分子政策的努力。毛泽东说过“老九不能走”(“臭老九”是当时对知识分子的代称),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主持批判极左思潮,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时,都力图纠正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做法。由于历史上党同知识分子已经结成了血肉联系,所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虽然受到种种磨难,但都没有动摇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

4、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伟大历史转折进程中实现了拨乱反正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冲破“左”倾思潮的牢笼,恢复党的正确知识分子政策,“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党开展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使680多万件历史遗留案件得到纠正并解决了善后问题,这密切了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这是经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政策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入总结,首次用党的决议的形式,把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确定下来,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具有组织权威和科学权威的正确结论。

责任编辑:杨雪校对:蔡畅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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