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凤英:用“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

陈凤英:用“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

核心提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就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强调: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愿意以自己的发展为国际发展作出贡献,愿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大势所趋

早在去年10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

一方面,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群体性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美国爆发华尔街金融风暴,使发达国家经济整体性衰落,经济复苏缺乏动力。金融危机使新兴市场,特别是亚洲经济加速崛起,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结果加速国际力量格局演进。

从格局变迁看,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市场)、七国集团与“金砖国家”、三大板块(北美、欧盟、亚洲)之间力量加剧重组。特别是,亚洲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其经济规模于2011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板块。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亚洲在世界经济的比重由危机前(2007年)的21.5%上升到2015年的30.3%、2021年将进一步提升到34.9%。然而,由于英国退欧,以及主权债务危机和经济持续低迷,欧盟在世界经济的比重持续下降,由危机前(2007年)的30.6%降到2015年的22.2%,2016年将预计骤降至18.5%和2021年的16.3%。西方危机正加速全球经贸发展重心向亚洲转移,同时推动国际关系重心由危机前的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地区转移。亚洲已经成为全球力量格局变迁的源头,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亦在该地区展开。

从经济贡献看,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经济迅速复苏,并以扩大内需拉动世界经济发展。据IMF统计,按美元汇率计算,危机以来(2008-2015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高达80.2%,如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年均贡献率达到75.4%,明显高于危机前(2000-2007年)的40%(按美元汇率计算)和60%(按PPP计算)。据IMF预测,未来(2016-2021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将放缓,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高于发达国家,将分别达到57%(按美元汇率计算,考虑到非美元货币贬值)和72%(按PPP计算)。作为整体,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将持续崛起,国际力量格局变迁依然有利于新兴市场。

从危机应对看,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构建于二战结束后,基于雅尔塔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这一体系已经很难适应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世界经济环境、力量格局变迁。尤其是,金融危机的突如其来,迅即蔓延至全球,使世界经济衰退,国际机构之前未预警,之后束手无策。这一切充分暴露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弊端:一是代表性不足。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严重不足,投票权无法得到相应提升;二是公平性不够。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主要体现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未能充分体现;三是不能充分适应全球化新趋势,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自身利益不能得到很好保护;四是防范和应对全球危机能力不足。

从发展趋势看,滞后的“上层建筑”必须与剧变中的“经济基础”合理有机衔接,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和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简言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需要更加平衡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正确反映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需要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只有让各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享受平等权利和机会,才能真正承担起保障世界和平发展重任,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稳增长。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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