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古代的“胥吏治国”

自隋唐以来，通过科举选官是组建官僚体系的主要途径，除官员队伍外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胥吏集团，他们虽难入品级，却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晚清重臣郭嵩焘甚至发出“本朝与胥吏共天下”的惊叹。

官吏分明

胥吏，《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旧时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其实是“胥”与“吏”的合称，从地位上看“胥”又低于“吏”。他们的特点，一是不像“官”那样有品级，二是数量更为庞大，在中国古代，从中央到地方都广泛分布。

隋唐以前选官主要是察举制，虽然不以考试成绩为依据，但也有一套严格而固定的程序，无论被“察”或被“举”都不是随意确定的，而身份一旦确定后就有了当官的资格。隋唐以后科举逐渐代替了察举，考试程序日臻完善，通过科举取得“正途”出身才能拥有做官的资格。

但无论察举还是科举，由这种途径进入官僚体系的人数都是很有限的，汉代察举的主要项目是孝廉和茂才，人口不满10万的郡国每3年才能举孝廉1人，不满20万的每2年举1人，20万的每年举1人，40万的每年举2人，汉代郡国数在100个左右，可知能成为孝廉的人是多么少。有资格举荐茂才的是三公、监察御史以及各州，他们可以“岁举茂才各一人”，东汉只有13个州，加上三公等人全国每年有幸被举为茂才的也只有20个人左右，如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全国举茂才就是20人。科举取仕后，进士是选官入仕的重要台阶，唐朝每年大约选进士不到30人，明朝100人左右，清朝不到100人。

通过察举和科举固然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但其录取的数量显然与官僚体系的需要不匹配，还得有大量“辅助人员”进入这个行政体系中，有的从事“执鞭坠镫”“奔走驱使”等后勤服务，有的负责抄写文书、管理档案，有的参与审办案件。以明清为例，县级政府里除知县等“朝廷命官”外还有典吏、捕快、驿承、杂役等胥吏，州级政府里的胥吏有医学、阴阳学、僧道官及各衙署的皂隶、马快、步快、禁卒、门子、仵作、粮差等，朝廷各衙门中胥吏的人数也很多，遍布中央六部及其他衙署。

在宋朝，县政府的正式官员大县不过四、五位，小县只有两、三位，但胥吏通常少的数十人、多则数百人，《水浒传》里的押司宋江、步兵都头雷横、马兵都头朱仝、步兵都头武松、都头李云、押牢节级戴宗、押狱兼行刑刽子杨雄、六案孔目裴宣等十几个人都是胥吏出身，宋人叶适说州县是“公人世界”，有人则戏称《水浒传》写的其实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官逼吏反”。据《通典》记载，唐代有品级的内外官员约有1.8万人，而中央及地方胥吏总人数是35万。据《宋史》记载，北宋时曾多次裁撤冗吏，其中一次裁撤的胥吏总数就达19万多人，总数可想而知。

胥吏人数虽多，但在身份上与“官”始终有严格的分野，通常也难有身份转换的通道，原因很简单，如果胥吏可以轻松“转正”为“官”，那么也就没有人愿意点灯熬夜寒窗苦读了，出于维护察举制、科举制的权威，胥吏无论资格多老、能力多强，始终只能是胥吏。

《三国志》记载，曹操曾聘北方名士田畴为司空户曹掾，相当于司空府下设的民政局局长，当时曹操以司空的身份总理朝政，权皆出于司空府，这个户曹掾权力相当大，但曹操与田畴长谈后改变了主意，改任田畴为县令，不是曹操对田畴冷落了，相反是对他更尊重、更重用，曹操说“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意思是像田先生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屈尊当我的“吏”，按汉代制度县令是天子直接任命的“官”，而户曹掾是曹操就可以聘任的“吏”。

田畴不是孝廉也不是茂才，没有当“官”的资格，曹操又授意田畴家乡所在的幽州刺史部举他为茂才，取得了做“官”的资格，然后就任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