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为何无需过度焦虑（2）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短期内的具体举措出现偏差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根本原因，是在贯彻落实中央决议精神的执行力上和应对经济下滑的具体举措方面存在问题。也就是说，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决议精神和发展理念没能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地，没有进行深层次市场化制度改革，许多领域的改革推而不动、停歇不前，不作为甚至反向作为的现象严重，民间信心不振，导致了决议和现实反差巨大的“激励不相容”。改革和发展以及稳增长在打架，在稳增长短期方面的具体对策和举措上出现了偏差，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都出现了问题，没有解决好两者间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没有解决好“是政府还是市场，是国企还是民企”这样“谁去做”和“怎么做”的关键性、方向性问题，仍然还是一如既往的“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

当前中国很多不作为与反向作为现象的同时存在，与对“谁去做”和“怎么做”没有明确有很大关系，与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解、误会有很大关系。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定调，并指出其目标是“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将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界定为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样的“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毫无疑问，中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调及其实现目标是非常精准和正确的。

然而，要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首先需要弄清楚哪些部门最严重。不难发现，库存最严重的部门是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最严重的部门是国有企业，高杠杆和高成本的地方也是国有企业。短板最严重的地方，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足的地方，以及民营经济没有平等对待的地方。如不弄清楚原因，不对高库存、过剩产能、高杠杆、高成本和短板背后的制度问题进行改革（如不打破行政垄断，不简政放权，不放松管制，不约束货币发行，不让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不让民营经济在就业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在维护公平、公共服务方面发挥好的作用，又怎能从根源上解决“三去一降一补”问题呢？即使短期解决了，也还会死灰复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长期还会反复。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持续增长注入动力

中国经济中短期内要恢复较高增速，经济政策的科学制定仍然起到关键作用。如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与结构性改革相挂钩、相融合、相促进，其增长效应都是短期的，治标不治本，并且从实际效果看正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当然，如果一定要以短期稳增长为前提来考虑宏观政策应对选项，笔者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且货币政策宽松的效果有限的情况下，当前最适宜的政策选项是通过财政政策的适度刺激和引导，控制风险，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具体可实施更加积极的结构性减税、减费政策，对冲人口、土地成本刚性上涨对企业的负面冲击，同时加大对民生公共领域的投资并推广PPP模式，其代价是需要适度增加财政赤字。同时，由于当前物价水平相对比较稳定，还存在一定的政策空间来进一步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且其对投资促进的政策效果要比简单的降息好，但要注意有效、定向降准，以防止普降可能带来的金融资源错配的进一步恶化。

中国经济要想实现较高增长率的长期可持续性，就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补上良性制度供给不足的短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要任务应该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及改革落地的执行力问题。首先要解决好效率驱动的问题，改革影响市场效率的不合理制度环境和监管架构，解决政府职能定位的问题，以此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使之成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同时，不应人为地将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对立起来，将需求侧发力和供给侧改革拆分开来，将短期增长和中长期发展割裂开来，那样容易引起争议，甚至可能有反作用，反而使得改革的共识消解、动力耗散。中国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提高市场效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关键，提振民间信心是关键，以此平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刺激需求端也是关键。建立有效市场、让政府在维护和服务方面发挥好的作用，提供各种所有制公平自由竞争的环境，让民营经济大发展才是中国应对经济困境的治标和治本之策。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