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身永：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本质

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这充分表明，供给侧改革是与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相适应的，这要求我们深刻理解新常态。我们发现，当前我国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都是结构性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此轮经济增速放缓并非单纯需求侧原因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态势显示我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从2010年到2015年，我国经济增速连续六年下滑，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6.7%，据此推断2016年比2015年增幅会有小幅下滑。此轮增速转换表面上看起来很平稳，从2012年的9.3%下滑到2013年的7.7%，降幅只有1.6%，并且随后稳定在7%左右。放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史上，确实是平稳回落。但是，考察此一轮增速转换，应该放置在后分税制改革时期来观察。以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为分界点，前一个时期的经济平均增速高，但相邻年份的波动大。后一个时期的增速同样比较高，但相邻年份的波动明显变小。这背后与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占比提高，对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提高密切相关。重要的是，1.6%的降幅放在后分税制改革时期已经是“快速”的下滑，这显示，此轮增速转换并不是简单的外部需求下滑原因。更何况，2010年经济增速能止跌回升，是因为采取了四万亿计划的强刺激，所以这一轮增速的转换早在2007年就开始了，这也显示，外部需求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并不是经济增速转换的全部。

有效需求不足背后隐含着供给侧的原因

近些年来，我国的消费率偏低，经济有明显的投资依赖和出口依赖特征。逐一分析“三驾马车”，背后其实都隐含着供给侧的原因。就消费需求来看，一方面，这些年尽管实施了一些提振消费的政策，但效果并不太明显。另外，高房价下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被还贷压力透支，这些都是制度层面的原因，是供给侧的原因。另一方面，当前，一些需求因为品牌、质量、技术等原因，还需要依赖进口。当前的产能过剩严格来讲是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这背后反映的是有效供给不足，是供给侧的原因。就投资需求来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根本上还是投资的边际报酬下降。人口红利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延缓投资边际报酬的下降，但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这一趋势必然会出现。我国的劳动力数量在2012年出现绝对下降，并在随后的三年呈现连续下降趋势，农村里可供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趋于减少，并且现行的户籍制度及附着其上的福利制约了劳动力的顺畅流动。拿其中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来讲，近几年增速下降明显，反映了商品房的供求关系变化，尤其是许多三、四线城市，化解房地产库存压力巨大。但供求关系逆转情况下，三、四线城市房价也难以下降，因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拿地成本、建筑成本、税费成本等较高。所以无论是从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还是从房地产开发投资看，背后都有深刻的供给侧原因。再看出口下滑，外部需求下滑是直接原因，背后也有我们各种成本上升导致传统的成本优势弱化，一些低端制造业外移，外部需求随之转移，甚至一些国内需求也随之转移，说到底还是供给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