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强化看齐的实践启示（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严治党，强力正风反腐，“打虎拍蝇”，纯洁了党的组织，特别是纯洁了党的高级干部队伍，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立起了权威；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成就赫然，国际瞩目，人民认可；党中央领导集体理想信念坚定，素质全面，严以律己，妥善处理一系列重大困难和挑战，体现出大国领导人的风采，是一个成熟的深受人民信任爱戴的领导核心，其中，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作用表现尤其明显。这个领导核心是在净化政治生态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领导指挥取得一个个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役的胜利中形成的，是在以身作则为全党做出表率的行动中形成的。这也是全党的共同选择，看齐标准、聚力之核，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众望所归。人民在实践中认识到，这个领导核心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保证，是维护党、国家和军队的前途命运的根本保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形成和维护了这个核心，就确立起了看齐的标准，就能有效凝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力量。在当今中国，没有任何其他的力量可以领导和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这就要求我们，应倍加珍惜、信赖、忠诚、维护、追随历史给予我们的这个核心，这是全党实现看齐的根本前提、根本标准、根本动力，是党之福、民之福、国之福。

三、看齐需要以坚强的党性和严明的纪律为保证

1917年，毛泽东在给他的老师黎锦熙的信中提到：“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看齐作为一项政治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要强化看齐意识，使之深入到全体党员的内心，成为一项价值追求、政治自觉、本能反应。延安时期强化看齐意识的一个成功做法，就是通过增强党性、严明纪律来强化大家的看齐意识，使看齐成为一种政治自觉和政治本能。

中国革命走的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各个根据地的党组织处在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加之我们党内成分中，农民、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占据很大的比重，容易产生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山头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与看齐要求相背的倾向，并且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党内宗派现象比较严重。这种宗派主义错误倾向，无论是教条宗派还是经验宗派，其本质就是向党“闹独立性”，不能从全局的高度看问题，这必然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严重威胁党的团结统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适应抗战形势需要，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这样就有大批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官兵、学生加入到了党的队伍，党员队伍成分发生了新变化，因此，加强看齐就更加迫切了。

特别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党由一个局部的党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党，承担起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需要根据斗争形势灵活调整政策和策略，确保在复杂局面下全党的统一行动。这时候，解决向党“闹独立性”的问题就更加迫切了，对看齐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了。

当时，斗争形势非常复杂。我们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说统一战线就要统一编制，要取消红军政治委员制度，并由国民党派人担任政训处主任和八路军三个师的参谋长，担任边区行政长官；我们和国民党进行合作，蒋介石就提出成立一个共同的党，或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成为其中的一个派别。对国民党的这些蛊惑，我们党内有的人对其险恶用心还没有看透。当时在抗大有一个测验，有些学员对国民党的这些说法，不能从理论上辨明其政治本质，有的根据地领导因为跟不上中央的政策步伐，给革命造成了损失。时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团长兼政委何鸣，对国民党借谈判消灭闽粤边区红军的阴谋毫无察觉，使所率独立第三团近千人被国民党军队以点编为名缴械。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与党中央的高度一致、向中央看齐呢？中央重点抓了增强党性、严明纪律。针对张国焘的问题，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他以无原则的方法与派别观念团结干部，把个人的威信与党的威信对立。1938年4月17日，张国焘在武汉声明自行脱党，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次日，中央即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