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对长征的重要贡献：创建发展西北红军（2）

二、参与创建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稳固的落脚点

1934年，中国革命正处于最低潮，全国各个根据地相继沦陷，但这一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在革命的危机时刻，陕甘边成为红星照耀的地方，竖起了各路红军落脚的航标。

自踏上征途那天起，寻求战略转移的落脚点，成为党中央和红军最主要的任务之一。选择一个合适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的落脚点，关系党和红军的存亡，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在长征途中，党中央曾先后选择了湘西、川黔边、川西北等地作为长征的落脚点，但都没能实现，直到到达陕甘根据地后，才站稳了脚跟。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苏维埃政府印章

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在物质匮乏、环境恶劣的条件下，习仲勋呕心沥血，为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两当兵变等斗争实践，习仲勋认识到，要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必须走井冈山的道路，把军事运动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建立工农武装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

1933年3月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习仲勋赴照金担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到照金后，将主要精力用于从事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使陕甘边区的游击运动扩大起来。

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照金

在发展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习仲勋与陕甘边区负责人深入山寨，调查研究，进行组织发动工作，掀起了边区土地革命的高潮，密切了党、军队、新生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使照金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其幅员跨越耀县、旬邑、淳化等县边界方圆近百里的广大地区。正如习仲勋后来所说：“照金根据地是西北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生长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 [5]

照金苏区的不断发展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震惊和恼怒，调集重兵对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在照金苏区面临严重危机之际，习仲勋和许多同志对陕甘边区革命的前途进行了思考：在哪里建立一个更有利于发动群众，发挥游击作战的特点，不断巩固和壮大红军力量的根据地？经过深思熟虑，陕甘边区领导人提出在桥山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张。

在照金苏区留守的习仲勋根据组织安排，赴南梁参与创建新苏区的工作。习仲勋和红四十二师特派员张策一起，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带领游击队扫清了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和二将川地主武装后，深入到农村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健全了当地的农民组织。 [6]

随着群众武装的广泛建立和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武装体系。到1934年春，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迅速扩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同官、宜君和中部等十四个县的大部分地区。

为了统一领导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支援游击战争， 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选举成立了习仲勋任主席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5月28日，陕甘边区特委重新恢复，习仲勋继续担任特委委员。7月，陕甘边区特委做出《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对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红军建设、土地革命、群众工作、游击战争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新任务，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11月1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正式举行。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党在这一地区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习仲勋发表施政纲领，表示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推向新高潮，争取更大胜利。

习仲勋作为陕甘边区的领导人以极大精力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经济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

在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陕甘边根据地党组织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勇于实践，“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 [7]

习仲勋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根据地建设上，坚持从地情民情军情出发，注重把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同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相结合，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建党、兴政、强军、安民的有效策略；在政权建设上实行“十大政策”，妥善协调党群、军政、军民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这些政策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完备，也非常符合陕甘边区的实际，促进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顺利进行。从而保证了这一红色根据地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保存了下来。

1935年春，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形成了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拥有30多个县、百万人口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为中共西北工委委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陕甘边区的工作后来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称赞，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8]就在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大发展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了陕甘苏区，对根据造成很大混乱和严重危害。习仲勋对这些“左”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奋力的批评和抵制。

在党内斗争日益复杂、政治气氛压抑的情况下，习仲勋仍全身心地投身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建立健全苏维埃政权的工作。1935年9月，习仲勋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直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后，才得以释放平反。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在如火如荼的斗争岁月中，陕甘边党政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创建、捍卫了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习仲勋作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始终坚持革命信念不动摇，坚决服从党的统一领导，为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呕心沥血，无论是面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无端指责和降职，还是内部的意见分歧，甚至被错误“肃反”、身险囹圄，他都能忍辱负重，以革命大局为重，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保存了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经过艰苦卓绝长征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必要条件。

习仲勋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历程，老战友王泰知之甚深，他说：“（19）35年，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路上极端困难的情况之下，来到了陕北。毛主席讲，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重要性，作为中央和中央红军的立足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假如没有陕甘宁边区这一块根据地的话，那中央苦了，困难大了，在西北站不住脚。所以这个功绩当然是大家的。但是作为仲勋同志，建立照金根据地，建立南梁根据地，艰难困苦，我的看法是习仲勋有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