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2）

二、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结构性改革”用意何在？

与供给学派经济学在时间上相契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发展中国家倡导结构性调整，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推行结构性改革。特别是由于这两个机构的贷款政策和资金援助，长期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和支配，都会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扶贫贷款和救助性项目附加条件，要求受援国家实施由银行经济学家设计的一揽子政策，即称为结构性调整项目。这类政策的直接目的是保证资金的偿还，理想目标是引导受援国家走上以“华盛顿共识”为圭臬的发展道路，向包括构建自由市场制度、解除政府规制、推动私有化、实施财政紧缩以平衡预算、减少贸易壁垒等对内对外的经济体制转变。

由于上述两个机构推行的结构性调整，往往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也不考虑特定时期的具体经济情况，其理念和效果在几十年实践中广受诟病。例如，普遍认为这类项目威胁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造成严重的债务问题；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和资源流入个人手中，公共目标被私利所取代；财政紧缩常常以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保护项目为代价。因此，有学者认为，这种结构性调整恰恰是发展中国家贫困不断滋生的原因。与此同时，为这种实践做出理论背书的“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理念，也以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辞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职为标志，遭到来自这两个机构内外学者的广泛批评，可谓宣告破产。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下，许多发达国家推行了结构性改革。这些国家采取的政策虽然不无共性，即一般着眼于减少政府规制，通过鼓励竞争和价格灵活性强化市场机制作用，但各国政策实施并不像新自由主义教条本身那样整齐划一，它们改革的重点、推进方式和力度从而效果也大异其趣。此类改革一般涉及金融部门、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税收制度和贸易体制，各国根据对优先序的判断以及受到难易程度的制约，分别在某些领域实施较深入的改革，同时规避其他领域的改革，因而不同国家的实施效果不尽相同。事实说明，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热衷于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华盛顿共识”，在他们自己的改革中却并不存在那么多“共识”，改革决策更多是依据政党或政府的政治收益最大化目标做出的。正如容克在任卢森堡首相时说，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只是不知道做了之后如何获得连任。

按照这一逻辑，西方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分别或同时有两个走向。第一，政策朝着越来越有利于富人和牺牲中低收入者利益的方向演进，实际上阻碍了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对支配改革的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时，通过对其倡导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和财政紧缩两项政策的评价，指出相关改革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代价是巨大的，收入差距扩大反过来又伤害经济增长水平及其可持续性。第二，追求选票而非立足于国家长远利益和民生目标，导致民粹主义政策泛滥。在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态度上，一些国家为了遏制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而摒弃自由贸易原则，实施保护主义政策。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一贯推崇比较优势学说，另一位获奖者克鲁格曼甚至宣称经济学家的信条是“我相信自由贸易”，而当看到美国不再是经济全球化的绝对受益者时，他们甚至尝试改写经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