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

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和理论界的热烈讨论。但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要概念，一些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存在不少认识上的偏差，甚至在理论上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和西方国家倡导的结构性改革相混淆。当前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理论上认清其与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的本质区别。

一、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是怎么一回事？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在科学判断我国经济发展所处历史方位基础上作出的战略部署，其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别的什么经济学。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理解这一点，需要简要梳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看清楚西方供给学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经过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对政府干预和需求管理的理论倡导，以及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一系列需求刺激的政策实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为流行。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遭遇滞胀困境，通货膨胀与失业率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被打破，西方经济学界开始寻求替代凯恩斯主义的新理论。后来被冠名的供给学派经济学，正是在这一潮流中应运而生的。可以说，作为一个经济学流派，西方供给学派滥觞于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进而发展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应地，由该学说衍生出的政策主张，也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倡导在渊源上相通，逐渐实现了相互合流乃至难分彼此。

从当时看，西方供给学派既没有严谨的理论框架，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学派群体，它主要表现为一些以减税为核心主张的美国经济学家、记者和政治家的探讨和游说活动。在一些西方学者眼里，这个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以片面和武断著称，把经济活动的供给侧因素与需求侧因素断然割裂，否定后者的作用。供给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经济学家拉弗用所谓的“拉弗曲线”，即一条开口朝下的抛物线来描述税率与税收水平之间的关系，认为税收总量并非随着税率提高而增加，而是在税率超过某一临界水平后，税收总额不增反降。“拉弗曲线”意在说明，税收过高不仅会减少社会福利，而且可能减少政府的税收。由于宣称减税可以大幅度增加产品供给、刺激经济活动，进而最终也使消费者获益，围绕这个主张形成的经济学派，被人们称为“供给学派”。

从该学派诞生起，经济学界对其理论和政策的批评持续至今。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拉弗曲线”并不能得到实际数据的支持。我们还可以从减税这个政策主张出发，看清楚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的片面性、局限性和缺陷，特别是其政策实践对民生造成的负面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就认为，该学派明显夸大了税收结构的作用。他的实证研究显示，虽然对资本收入的减税可以提高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但其对总体福利的影响却微不足道。由于一方面更高的资本存量增长率仅能转化为较低的消费增长率，另一方面资本扩张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抑制消费增长，因此，取消对资本收入征税的总体福利效果，仅相当于美国消费总量的1%。换句话说，这种政策实施的效果只是直接惠及资本收入者，而并不导致显著的总体福利改进。按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揭示的因果关系，恰恰是资本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和劳动收入增长，才造成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美国学者甚至政治家，通过回顾美国政府政策影响因素的变化，都得出了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社会是朝着有利于富人而不是穷人或中产阶级变化的结论。例如，美国政治学者吉林斯等人用计量方法，对美国1981—2002年期间1779项影响收入的政策进行分析后发现，经济领域精英和商界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普通选民和大众团体的政策影响力则微乎其微。对资本减税的政策正是这一表现的代表，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美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成为发达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