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6月份,投资增长9%,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0.9%,基础设施投资是由政府来做的,只占全社会固定投资比重的20%多,有接近80%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民间投资,但民间投资增长只有2.8%。所以想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可能性也不大。
我分析,今后一段时间内,出口也不会大增。在国际需求因素影响下,假定人民币再补偿性地贬一点,出口可能会呈现低增长,但也只能维持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一定份额,不可能把经济增长向上拉动一大块。所以从需求看,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不会太快,只会维持当前的水平。
再看供给,当前决定经济增长的两大产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在2016年下半年都不会有大的变化。
2016后6个月制造业会继续去产能。当前面临的问题是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成长缓慢,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从生产投资看,当传统的产业被淘汰或转移之后,新兴产业成长缓慢,传统产业改造滞后,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中国的制造业跟其他国家相比,最大的问题是过去大量投资中低端制造业,导致其占有过多的资本和资源,生产了巨大的产能。在这种生产条件下,我们瞄准的是两个市场:一是国际市场,二是国内市场。这两大市场带来的问题是,一旦遇到国际需求下降,国内消费上不去,我们的产能就会出现大量过剩。中国的产能过剩,绝对过剩占主流,相对过剩占次要地位。我们的产能过剩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在2014年全国服装生产量接近300亿件、鞋45亿双、手机16亿部、微型电脑4.2亿台,彩电、冰箱、洗衣机也全部都是过剩的。国内消费不了,国际又不要。所以中国需要去产能,现在大量产能在积压,再想靠制造业拉动非常难,只能有一条路,就是要发展新兴产业。
但是新兴产业目前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资本不够,大量的资本已经被中低端占有。二是现有体制制约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兴产业需要创新,需要提高效率,但是目前的体制恰恰是效率低,激励机制不足。比如一个网游企业制造了一款游戏产品,要想上线实现价值,需要出版号,出版号必须有审批,审批需要向有关部门提供6份文件:著作权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出版授权书、承诺书、出版合同。这6份文件要交到出版社审核5-10天,出版局审核15-20天,广电总局审核40-60天。审批手续在这些单位需要停留60-90天,还不算企业准备这些文件所花费的时间。这样一来,3个月都拿不下来,等3个月之后这个产品很可能就过时了。
世界银行在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年对全世界189个国家的营商环境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营商环境跟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在中国要申办一家新企业平均需要11道手续,31.5天的时间。而在经合组织国家,申办一家企业只需要5道手续,9天时间。中国的民营企业新建一个项目需要90道行政审批手续,日常办理一个经营项目也需要56项审批手续。中央之所以要大力推动改革,就是因为政府的权力太大,干预市场太多,导致企业发展太难。
房地产2016年1-6月份的销售面积、销售价格都有增长,待售面积也在减少,但是土地市场依然低迷,库存规模还比较大。在去库存的压力下,到了五六月份,房地产销售面积有所降低,价格涨势有所趋缓,投资仍然是低增长。但要注意市场在分化,一二线城市相对较好,三四线城市还在积压。下半年房地产投资不会大涨,销售有可能比五六月份还要更低一点,三四线城市积压状况不会改善。7月份以后,受天气影响将会开始回落,1-6月份住宅新开工面积增长14.0%,相比1-5月份的16.2%回落了2.2%。1-6月份房地产投资增长6.1%,相比1-5月份的7.0%也是在回落。房价上涨的趋势也开始减缓。所以我认为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会有减弱的趋向,只要房地产去库存没有完成,想要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是比较难的。
但是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下滑有底线,不会太低,基于两个原因:第一,“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五年,GDP年均增速要保持在6.5%以上。如果低于6.5%,要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要求,风险就会加大。第二,消费空间很大。如果我国人均消费水平增长高,达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我们的消费市场将是非常宽广的。消费的前景就是传统消费一定要瞄准中低收入阶层,让中低收入阶层有能力消费。新兴消费要瞄准中高收入阶层,让中高收入阶层有兴趣消费,愿意消费中国的产品。
有以下四个因素对今后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一个稳定保底的作用。
第一,改革步伐加快,改革力度加大,可以释放一些体制改革红利,促进经济增长。比如审批权限的取消和下放、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放开垄断部门、国企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特别是各种改革试点的推进产生的示范效应,都将为经济发展释放出红利。
第二,从经济结构调整上挖掘增长潜力,有利于经济增长。本届政府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创新发展模式,通过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串联式发展经济。提出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协同发展、打造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都是这种创新思维。将产业、区域、城乡串联起来发展能产生联动效应,会带来1+1>2的效果。例如,一是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解决“三个一亿人”问题。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亿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解决他们长期悬在半空的问题,会产生几万亿的GDP;2、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解决困难群体安居乐业问题,也可产生上万亿的GDP;3、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一亿人,逐步减少大规模人口“候鸟式”迁移问题。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国家在北京、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市选择62个城市(镇)于2014-2017年进行试点,然后全国推广。如果试点成功并推广,经济还会增长一大块,而且这种增长是健康的。
二是打造长江经济带,而且今年要开好局。打造长江经济带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沿长江经济带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体系,黄金水道建设,高效铁路体系建设,便捷公路体系建设,发达的航空体系建设,还有油气能源管网体系建设,城市交通便捷体系建设等,这些建设需要的投资是巨量的。其次,沿长江经济带培育几个城市群,下游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将上海与周边15个城市有机连接在一起;中游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群,周边的十几个城市和武汉相连;上游以重庆为中心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形成以后,会出现一个更有效的城市经济发展圈。再次,沿长江经济带打造产业集群,高科技、先进制造、汽车制造、新能源等产业集群等等。
三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北京和天津同周边11个城市连接起来,即协同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电管网设施、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等等都实现互联互通。
第三,实施新“走出去”战略。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向西建设陆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可称“陆丝”,向东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陆丝”和“海丝”使中国对外开放形成了一个新视野和新战略。向西有利于欧亚一体化,向东从海上打通贸易通道,将加强与拉美、非洲和欧洲的经济联系,这会给中国带来一个新天地。中国将从过去的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转向以资本、技术输出带产品输出,这是一个战略转型,如果做好了,会把中国带向一个新的时代。比如,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丝路基金,打通中国-东盟渠道等。
第四,今年会继续强化实施微刺激的宏观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2014年以来很多措施都是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例如全国多个城市相继取消商品房限购,房贷政策调整,国家批复30项铁路和机场建设项目9000多亿元,加上特高压和港口项目超一万亿,降息降准等等。
总的来说,上述四大方面的因素,都会为2016年中国经济托底,把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在预期区间。
三、当前我国宏观政策走向
2015年以前的10多年,中国宏观政策以需求侧管理为主。经济增长低了,就从需求侧进行刺激管理;经济增长高了,就从需求侧进行压缩管理。2016年我国宏观政策管理最大的变化是从过去的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为什么我们要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传统的增长动力正在消失,新生动力还在孕育,新旧动力不接续。
从需求侧来看,经济增长快变量——投资空间在变小,边际效益在下降,想要靠消费打通道路释放经济发展潜力遇到了体制障碍。例如,中低收入者,他们对我们的产品具有消费潜力,但是他们没有钱。中高阶层有钱,但是我们的产品满足不了他们的消费需求,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优质产品供给。归根究底,这是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的问题,是制度保障不足造成的问题。
从供给侧来看,供给侧也出现了结构失衡。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资本、技术大量涌入,造成产能过剩,没有盈利;而中高端产品,由于技术门槛和制度创新滞后导致进入不足,也出现了结构性问题。供求两方面问题均为结构性失衡,是典型的供求双失衡,而双失衡主要是由制度供给不足带来的问题。
其次,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体制机制改革滞后,满足不了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导致产业发展和企业运营制度性交易成本上升,影响了结构转换,制约了社会创新。企业运营不单单是综合成本提高,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在提高,这严重地影响了产业发展,以及企业的运营和创新活动。
再次,需求刺激措施在强化,但经济在下行,政策效果不明显。2010年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需求刺激措施刺激经济,连续增发货币、降息降准、增加公共投资,但是经济仍在下行,GDP增速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2.2%下降到了2016年第一季度6.7%。单靠需求管理政策效果在明显下降。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在供给侧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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