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堂：培育工匠精神 提高供给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性调整，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要倡导精细化的工作态度，领导干部对待工作也要有“工匠精神”，善于在精细中出彩。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今年以来，工匠精神之所以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它切中时弊、符合时需。

工匠精神是我国成为文明古国的重要支撑

“一人之所需，百工斯为备。”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人类从野处穴居迈向现代文明殿堂，工匠群体居功至伟。他们是器物的直接制造者，是科学技术的实际应用者，是生产工具、生产工艺的革新者和发明家，是实现物、技术和人之间价值链的关键环节。我国工匠的创造性劳动，不仅赋予物品以使用价值，也极大地推动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进步。

工匠是古代中国物质文明的创造者。我国曾长期处于世界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尤其是汉唐、宋明时期，经济科技领先世界，长期处于丝绸、瓷器等高端产品输出大国的地位，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其中工匠的作用功不可没。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考工记》认为，“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这本书记述了六大类30个工种的规范和工艺，反映出我国先秦时期的制造水平和制造文明。

两汉时期，我国工匠数量不断扩大。比如纺织业，有的民营纺织作坊达到“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的水平，一个作坊工匠有700人之多。

唐代前期私营工商者人数不下于二三十万，后期工商业者近100万。有“家有绫机五百张”的大型作坊，有制作“举之若无”高级轻纱的高端作坊，还有生产“莹竹如玉”而世间“莫传其法”的著名笔匠。

宋代手工业更加发达。1077年北宋税收中工商税占70%。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伟大发明及其成熟，主要在宋代。纺织业方面，北宋大约有十万户作坊，酿造业方面，名酒就有100种；造船业、制瓷业、造纸业、印刷业等也得到长足发展。至今宋版书、宋体字还为人津津乐道。

明朝在官册的工匠有150万人，民间工匠数量更大。当时，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金银器等精美器物成为世界各国王公贵族和富裕阶层追求的高端产品。国外有研究认为，在16、17世纪，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贸易流向了中国。

我国历朝历代虽有轻工重农思想，“雕文刻镂伤农事”的看法有一定市场，但实际上由于工匠关乎人们的生活品质和国家的军事实力，历代统治者对工匠尤其是列入官册的工匠还是很重视的。士农工商，工在商前，“六部”之中，没有农部，却有工部，掌管工程、工匠、水利等事务。

工匠精神是中华精神文明的重要贡献者。“道形器，器载道。”产品背后反映的既有科技实力、工艺水平，也有民族精神和价值追求。我国工匠群体不仅创造了先进的器物文明，而且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工匠精神，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强调造作器物中的天人合一，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巧夺天工”为最高境界，是我国古代工匠精神的核心所在。中国工匠孜孜以求的最高制作技艺隐藏在天道中，精益求精所彰显的，是人力合于天道，譬如“体貌闲丽，所受于天”，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中国古代典籍对此有很多阐述。《易经》提出，“制器尚象”，就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重视器物制造与自然的统一和谐。

强调器物的文化价值和教化功能，是中国工匠精神独特的价值追求。古代中国讲求“器物—生活—文化—教育”相互促进、和谐统一，如皇帝的帽子，“冕而前旒，所以蔽明”，提醒皇帝要举大德而赦小过，不可求全责备；再如枷锁，其制作强迫犯人时时做恭敬状，寓教育于惩罚中；锁具制作成鱼形，体现了“鱼目常醒”的教化功能；古代老人的拐杖称为鸠仗，取鸠鸟不噎之意，表达了对老人的祝福。这些器物制作的价值观，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中，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塑造、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辉煌，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以来，由于闭关锁国，列强入侵，内忧外患之下，我国工匠群体不仅未能迅速融入世界产业革命的洪流，而且历史上的工匠精神还出现了传承上的断层。改革开放后，我国制造业迅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仍处于国际分工中低端，高质量、高技术产品缺乏，技工难找，工匠精神缺乏。取巧的“聪明人”多了一点、实干的“傻子”少了一点。中国要迈向制造强国，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