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雷：关于中华文化自信的理性思考（4）

中国历史文化必然走向自信的历史趋势

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夏朝崇尚忠厚，商朝崇尚鬼神，周朝崇尚文治，所以就有了礼仪之邦，以文教化。春秋战国进入乱世，秦朝统一以法家治国。以法家治国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忌讳的，中国历史强调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要相辅相成，更偏重于以德治国。汉朝四百多年历史，以孝治国，是秦之后的又一个强盛的大一统帝国。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乱世，隋朝统一，进入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制，天下安”的状态，唐朝又是一个统一时期。到五代十国时期，是乱世，之后，宋朝统一。而元朝是暂时的统一，因为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时间不长，只有九十多年，是一个军事帝国，强调武装统治，没有继承历史上文治的特点。明朝又是一个大一统，清朝则是一个部族军事侵略的集团性质的朝代。之后，1911年到1949年，从民国到建国。我们大概梳理了一下中国历史的主流发展方向，有什么特点？治世时间久于乱世、衰世。据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一书里的记载，中华历史上，国家分裂有428年，被敌人占领有226年，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乱世共计654年，而治世和盛世时间是四千多年。所以治世大于乱世、衰世。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就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天下安”。中国历史不全是封建专制四个字那么简单，到秦朝，我们已经是郡县制社会。

郡县制社会有什么特点？

第一，中央集权大一统；第二，历史上治世和盛世时期远远大于乱世和衰世的历史时期；第三，和平统一是中华历史的常态，分化、变乱是历史的病态；第四，内忧必然导致外患，比如汉朝末年的外戚干政，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宋王朝积弱的中央政府，明朝的宦官专权，清朝末年清政府腐败无能，都导致了外患。内忧必然导致外乱，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的教训。中国历史上，盛世王朝都崇尚儒家文化，比如汉朝以孝治国，唐朝以德治国，宋朝的宋明理学，明朝的一儒一道，清朝的博学鸿儒等。乱世和衰世则歪理邪说和邪教大行其道，也包括农民起义和暴乱。这是历史的又一个教训和特点。

近代以来，由于我们文化的不自信，导致在西方主观主义的认知体系中，西方与非西方是两个不同的且彼此排斥的实体。他们认为，西方欧洲文明是先进的、文明的、理性的、成熟的、优等的，而非西方文明是野蛮的、落后的、非理性的、卑劣的。这种认知体系确立了西方与东方的权利关系是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借此西方完全肯定自身的价值观，并理所当然地构建他们对东方的想象，生产关于东方的言论模式和知识，换言之，东方失去了独立的主体性，成为西方观察、研究、判断、限制和管束的对象，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甚至需要通过西方的确认才可以被理解。这是近代以来我们文化不自信导致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现在要强调文化自信。

为什么西方政论家、理论家对中国的发展预测95%都是错误的？西方年年在唱衰中国，但是中国在所谓的“唱衰”中不断地走向富强、走向民主、走向文明。

道理很简单。第一是文化背景不同，中国是“行王道”，西方走的是霸权之道。第二，西方所谓的政论家和理论家，都是没有政治实践的理论家，从柏拉图（《理想国》）到卢梭（《社会契约论》），他们都是评论家、逻辑家、政论家，但是他们没有实践过，都停留在理论层面。中国的政论家在历史上都是当过宰相的，都是一方大员。从诸葛亮（《出师表》）到范仲淹（《岳阳楼记》），再到岳飞（《满江红》）、文天祥（《正气歌》）等等，这些人都是一方要员，所以写的政论文章都是有借鉴意义的。西方年年“唱衰”中国经济，鼓吹中国经济崩溃论，实际上都是谬论。他们妄图宣扬一种标新立异、引人关注的观点，但是他们错了，他们越是“唱衰”，中华民族越是稳步地走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在中国都失败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从战争方式转换为经济、文化方式，这是侵略手段的变化。

19世纪，西方出现了一种理论，说每个人只要能自私，就能充分地满足人类本能的欲求，社会就会形成一个最好最融洽的秩序。亚当·斯密说，冥冥之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会安排社会秩序给每个为自己打算的人民去好好生活。这就是自由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一种典型的自私行为，而这种自私行为的价值方式和文化方式，在中国来说是最让人反感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大于个人主义，而西方强调个人主义，这就是中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

西方文化的构成基础：第一，希腊的个人主义；第二，罗马的军事法律；第三，犹太人的宗教信仰；第四，现代科技。

中国人自古对科学的态度在《左传》里表达得非常明确，“正德、利用、后生”，中国文化禀承“止于至善”这个观念。西方人将真善美分开讲，科学求真、宗教求善、艺术求美。英国达尔文的《进化论》讲“适者生存，物竞天择”，这一观点在二战时期被德国纳粹采用，并且纳粹德国认为日尔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而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于是对犹太人进行大肆屠杀。

政治问题必须和人心联系在一起。说起人心，不得不讲如何做人，人的自觉性是最大的能动性。“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著名论断。谈到人心向背，必须谈到文化背景。文化是建立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文化是人类集体生活的组成，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哪两种文化可以经过同样的循环路线或者有同样的起点，文化背景是一方面，制度与方法是另一方面，民族和文化复兴是一个理想实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