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远：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方法论的批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离不开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离不开对其方法论的批判，而整个黑格尔法哲学的精华正在于方法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首先从方法论角度向黑格尔发难，并由此确立他了对方法论问题的终身兴趣。

批判的灵感来源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方法论灵感被认为主要来自费尔巴哈。正是费尔巴哈率先发展出颠倒主谓的“改造性批判技术”，揭示出思辨哲学的思辨神学本质，敲响了黑格尔唯心论的丧钟。与此同时，马克思本人也在青年时代多部作品中高度肯定费尔巴哈的功绩。甚至为判定《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撰写时间，学界也着重考虑了马克思最早读到《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的时间。

尽管如此，通常易被忽略的事实是，费尔巴哈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关联并无直接文本证据，相反，至少在酝酿和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前后两年间，马克思最志同道合的伙伴是卢格。马克思首次讨论《临时纲要》、说它太多自然而太少政治的那封信，就是1843年3月写给卢格的，而卢格的回信表明他们对费尔巴哈局限性的看法一致，都赞成把费尔巴哈的方法论扩展到政法研究。实际上，卢格1842年8月发表于《德国年鉴》的《黑格尔法哲学与我们时代的政治》，早就先于马克思迈出这一步，并成为马克思反思黑格尔法哲学方法论的重要智识资源。卢格认为，黑格尔法哲学缺乏政治实践品格，因为它关心的是纯粹科学和抽象理论，执迷于现实事物的逻辑—理性方面，试图掩盖同一性哲学背后的实际二元论；黑格尔混淆了实存（或历史范畴）和逻辑范畴，仅仅根据周而复始的逻辑规定考量现实国家，但逻辑学中没有实存可言，唯有历史进入科学王国之时，实存才有相关性，而历史认识的要义就是弄清特定实存事物的独特性；法国人代表着片面的政治人而德国人代表着抽象的理论人，二者应该互通有无、携手共进。马克思最开始采用的是卢格的方法论，即便这套方法论最终可以追溯到费尔巴哈，也是经过卢格结合法哲学语境重新塑造过的。

批判的性质

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出发点是现实经验，而黑格尔法哲学的出发点是逻辑理念，最终沦为“逻辑学的补充”。若只看到这一点，就等于承认马克思的批判是一种外在批判，即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的前提完全对立。外在批判的优点是明确划清二人在方法论方面的界限，缺点是难以让黑格尔的同情者和捍卫者心悦诚服。例如，有学者主张“法哲学=应用逻辑学”这一描述本身是中性的，并不足以否定黑格尔，他的精妙方法论一方面真正从概念上把握了法和国家的内在整体性和错综复杂性，使之成为可作哲学理解的东西，另一方面在利用逻辑学遮掩自己的激进政治意图，这是应对普鲁士政治高压的隐微写作技艺。

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在于，上述外在批判是实施内在批判之后的最终结果和必由之路。所谓内在批判，是指马克思在接受黑格尔法哲学的理论承诺（政治意图）的前提下，致力于揭露其理论承诺和实际兑现之间的自相矛盾。马克思深知方法论是黑格尔引以为荣的事情，甚至毫不讳言地谈到黑格尔法哲学方法论相比既往研究成果“前进了一大步”。但马克思通过细致钻研它的实施效果发现：其一，黑格尔法哲学由其方法论导致固有的保守性，“把某种经验的存在非批判地当作观念的现实真理性”，到头来不过是以曲折的路径将现存事物接受下来，授予其“哲学的证书”。这种固有的保守性、这种“适应”、这种“非批判性”摧毁了黑格尔的政治意图，甚至是他本人未能洞察的，意味着真正原则上的缺陷。其二，黑格尔法哲学无力胜任法和国家的真正解释工作，只是一再重复逻辑学概念，制造神秘深奥的印象，不能向我们解释清楚现实事物本身的逻辑或“特殊本质”，而“没有指出特殊差别的解释就不成其为解释”，由此形成的所谓真正认识不过是幻觉或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