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如何实现现代化（2）

崇尚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不断提出关于创新的新理念。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0年后他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提出“走自主创新之路，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共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4年6月9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创新首先是科技创新。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他们关于创新的论述很多都是在与科技相关的场合展开的。习近平多次强调，“关键是时机和决断。历史机遇往往稍纵即逝，我们正面对着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历史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紧紧抓住”。

对于新技术领域，国家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超前谋划、扎实推进；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自主创新活力；以重大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构建产业新体系；打破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权。2015年5月8日，国务院公布了旨在强化高端制造业的国家战略规划《中国制造2025》。与之遥相呼应的是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和德国的工业4.0高科技战略计划。它们有一个共同愿景，就是通过高端技术革新和创业变革，将生产自动化和信息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新的智能产品、智能工厂和商业模式。《中国制造2025》瞄准了机器人、大飞机、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和高性能诊疗设备等为代表的智能制造业。其中，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崛起就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典型。

在中国有这样一家机器人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将其产品纳入全球采购平台，沃尔沃公司放弃行业老大的产品，转而选择它的机器人。它就是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新松成立的时间并不长，2000年初才成立。但从成立之初，新松就确立了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技术创业、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紧紧抓住技术研发和市场营销这两头，生产制造则和其他企业合作进行。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新松不断创新，真空机械手填补了国内空白、非接触供电机器人得到广泛应用、数字化智能工厂诞生。“用机器人生产机器人”标志着新松真正将机器人、智能设备和信息技术有机融合。今天，新松公司有着全球最齐全的机器人种类，并在高端制造领域对进口品牌形成了“挤出效应”。

创新不仅限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更重要。一个国家的有效治理，最终还是取决于制度创新的力度。在过去500年中，真正对世界发展产生显著影响的大国屈指可数，而这些大国的兴盛都得益于制度上的创新。

荷兰，凭借金融制度创新，从偏于一隅的小国成为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

英国，凭借政治制度创新，从一个岛国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

美国，凭借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创新，接替英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今天，中国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创新，正一步一步和平崛起。

在今天的中国，到处洋溢着制度创新的气息，到处都有制度创新的尝试和实践。在经济领域，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自贸区建设，如火如荼；在社会领域，分级诊疗试点、学区制、户籍制度改革，遍地开花；在政治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参与式预算、协商民主，稳步推进；在国际领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气势恢宏。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何解决土地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和现代农业规模经营之间的矛盾？陕西杨凌通过制度创新走出了一条新路。

“大棚菜把人爱，早晨揭晚上盖，精品菜高价卖，挣下钱把楼盖”。这是杨凌斜上村流传的一段顺口溜，它源于杨凌“土地银行”这一制度创新。2009年，杨凌农业示范园区引导农民组建了“土地银行”，通过合并调整、反租倒包、企业租赁、自愿互换、入股合作等方式进行土地流转。

在斜上村，“土地银行”设有完备的董事会结构，土地流入流出和财务管理都公开透明，接受村民监督、政府监管。村民以每亩700元的价格将土地存入“土地银行”，企业、本村村民或外地农民再以每亩700元的价格从“土地银行”租用土地，用于规模化经营。通过“土地银行”流转土地，一方面实现了规模化经营，斜上村成规模种植的大棚菜和猕猴桃占全村耕地面积的70%；另一方面也催生了职业农民，他们告别了传统农民单家独户的生产模式，代之以分工明确、标准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制度创新不仅让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有了大幅度提升，而且带动了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的集聚，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