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波：星火征程中的一种特殊战力 （3）

长征中文化宣传的作用和影响

长征，是一次革命理想信念激扬和革命火种传播的过程。通过长征，红军的意志力非但没有消沉，反而更加坚强，红军的影响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扩大。

首先，鼓舞了士气，激励了斗志。长征中，文化宣传是激励红军指战员战胜困难的精神食粮。据很多老红军回忆，每当听到“鼓动棚”内“又敲锣，又喊口号”，他们的困意就会顿时消失，士气倍增，“虽然气喘吁吁地，但还是使劲咬着牙摆着胳膊往前走。”特别是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文化宣传的作用更是重要。如过雪山时，红军为了克服饥饿寒冷，唱起了歌，“雄壮的声音，此落彼起，震得山鸣谷应”，在歌声的鼓舞下，红军顺利“翻过了艰险的夹金山”。除了歌曲，报刊也在长征中发挥了激励斗志的作用。

其次，消除了沿途群众对红军的误解。由于信息不畅通，长征沿途的群众对于红军一度十分不了解，甚至是惊恐害怕。但是，红军到达后，通过红军的文化宣传，“那些劳苦群众的脑子里都有了‘红军是保护穷人的军队’的印象”，认为“红军是他们的朋友”，于是成群结队的帮助红军，带领红军打土豪，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看了有关红军保护少数民族方面的标语、传单之后，认为红军是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于是便发自内心的热爱红军、支持红军。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很多群众在自身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为红军提供了必要的补给，一些青壮年甚至参加了红军。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长征初期红军大量减员的损失，为红军队伍补充了新鲜血液。

第三，团结了开明绅士，瓦解分化了敌军，扩大了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在“北上抗日”口号感召下，长征沿途的不少地主和开明绅士对红军表现出明显的好感。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开明绅士周素园。他不仅出面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而且还向龙云、孙渡等地方实力派写信，劝说他们按兵不动，不要与红军为敌。即便是一般的地主，经过红军的喊话宣传之后，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有好些土围子开门”把粮食卖给了红军。对于国民党军队的伤兵和俘虏，红军除了为他们疗伤外，更是耐心地向他们宣传红军的宗旨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经过宣传，不少人表示“身体好了，还愿当红军”。

第四，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使国内外舆论对于长征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红军长征出发后，国内外舆论对于长征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误以为长征就是红军的“溃败”、“窜扰”。为了澄清事实，消除误解，红军除了向沿途群众宣传自己的主张之外，还十分重视向国内外舆论传递长征的真实情况。陈云比较早地向外界宣传了红军长征的英勇事迹。1935年6月，陈云受命离开红军队伍到达上海后，假托一名国民党被俘军医“廉臣”之名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同年10月，他到达莫斯科，首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了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1936年3月，中共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相继连载了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与此同时，先行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也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外界宣传长征的英勇事迹。

总之，生动活泼的文化宣传，不仅激励了红军指战员战胜强敌的勇气和斗志，而且还使得更多民众对红军有了深入了解，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所以，长征被誉为“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新的历史时期，回顾长征期间红军的文化宣传工作，我们认为，要使得文化宣传工作接地气，发挥更大效力，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通俗化、大众化，即将文化宣传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人民群众的疾苦和需求，体现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这是长征中红军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要经验和启示。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