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更加合理和更可持续的国际货币体系贡献中国方案
2015年以来,随着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进程,中国与各主要大国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各国普遍期待中国在这一议题上继续发挥领导力。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专门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发展达成多项重要共识,强调国际金融架构正不断演进以应对在规模、范围和多样性方面都在发生变化的挑战,美国欢迎中方在国际金融架构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应对全球经济挑战。与此同时,主要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出现分化、全球出现了资本流动和汇率的剧烈波动,G20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有强烈的意愿加强对国际金融架构问题的讨论,推动必要的改革。中国审时度势、主动谋划,在G20各国的支持下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并推动各方制定了全面、完整的讨论议程。
扩大SDR使用。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后,进一步提高了SDR的代表性、稳定性和吸引力,为国际储备货币提供了新的选项。借助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和担任G20主席国的良机,中国推动G20各方在杭州峰会上就支持研究扩大SDR的作用形成重要共识,包括探讨以SDR作为报告货币和发行SDR债券问题,并率先垂范,公布了SDR计价的外汇储备等数据,批准世界银行进入中国银行间市场发行首笔SDR债券,取得积极反响。
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改善资本流动监测和风险防范。2015年以来,全球资本流动波动加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普遍面临资本外流的压力,亟须完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全球金融安全网包括全球、区域、双边及各国储备等多个层次,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总体资源不足,而是各层次之间缺少协调、资源难以整合。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IMF第三大成员国和清迈倡议多边化最大出资国之一,成功促成IMF与清迈倡议多边化开展联合救助演练。G20杭州峰会呼吁其他区域金融安排与IMF开展类似合作,提高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有效性。此外,从危机预防角度出发,在中国大力倡导下,G20就完善资本流动风险早期识别和预警达成共识,并通过总结国际经验,为各国化解资本流动风险提供参考。
保障IMF资源充足性,完善份额和治理结构。2016年1月,IMF的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正式生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得以大幅提高,中国的份额排名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在此基础上,各国开始讨论如何推进下一步改革,即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为推动IMF治理机制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中国主动与IMF开展技术磋商、与各方加强协调,推动G20杭州峰会为第15次份额总检查的合理时间安排及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份额占比的改革方向作出了明确指导。同时,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局面,中国与IMF及G20还就IMF资源问题进行密集沟通协调,成功推动各方在杭州峰会上明确支持延续成员国与IMF的双边和多边借款协议,并呼吁IMF成员国广泛参与,以保障IMF现有贷款能力,确保IMF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能力。
领跑全球发展绿色金融。如何调动金融体系的力量,促进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增长,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在这方面,中国是发展绿色金融的领跑者,并已产生了全球影响。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为中国发展绿色金融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实践方向。今年,中国创新性地将绿色金融理念植入G20议题,与各方共同建立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获得了热烈反响和广泛支持。在各国资源禀赋和发展重点不同的背景下,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研究小组在尊重各国国情的基础上提炼出绿色金融的核心内涵,明确绿色金融的定义和范围,为进一步分析绿色金融的挑战与应对打下了基础。同时,G20绿色金融小组对绿色金融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类总结,提出了外部性、期限错配、定义缺失、信息不对称、环境风险分析能力不足等主要挑战类别;在总结国际经验的基础上,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提出了一系列可选措施,各国可考虑采用适合自己国情的措施,以提升金融体系动员私人部门绿色投资的能力。在研究小组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也开始考虑规划和发展绿色金融,显示了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致力于推动我国经济向绿色化转型,促进环保、新能源、节能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经济增长潜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推动完善国际主权债务重组机制。有序的主权债务重组对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债权人利益至关重要。中国已成为全球主要债权国,完善主权债务重组机制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也符合G20各国的共同利益。因此,中国根据主权债务的现状和问题,有针对性地设计议题并推动相关成果,促成各方在G20杭州峰会上重申对在主权债券中引入加强的集体行动条款和同权条款的支持,并欢迎巴黎俱乐部作为全球官方债权人的主要协调机制,不断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讨论一系列主权债务问题和持续吸纳更多新兴市场债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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