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制定社会信用法刻不容缓（2）

法治体系：确立分层信用规制体系

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情况来看，由于社会诚信机制比较成熟，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程度较高，以意思自治原则为法律基础，借助于社会的力量以及市场声誉机制，能够对失信行为人构成强有力的约束，因此其信用体系的运行是个体、社会和政府互动的结果。考察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信用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当前的信用建设实践，我国的社会信用法应当着眼于从整体上构建国家的信用法治体系，重点规制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信用关系，并形成不同层面的信用法律。

个体层面：信用是市场主体之间的商事信用。个体层面的信用法治问题，应当围绕着个体的信用权利和信用义务而展开。这个层面的信用应该被更多地理解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事信用，而信用约束实质上是商事主体之间的信用约束，本质上属于私法的范畴。因此，在构建这个层面的信用立法时，必须注重保护市场主体在信用领域的信用保有权、信用维护权、知情权、异议权、救济权等信用权利，防止滥用惩戒措施或者惩戒与行为不相当的问题。

社会层面：信用是社会评价的重要内容。在现代社会，信用已经超越了交易主体之间狭隘的商事信用范畴，形成了整个社会运行所必需的信用机制。以伦理规范、声誉褒损、信息公开、商业征信以及声誉评价等制度为基础，构成了一种市场化、社会化的声誉机制。这个层面的信用机制，构成了社会共治、社会监督的重要内容。借助于现代社会的信息公开机制、信用评级机制、失信记录公开和保留等机制，众多的社会成员可以较为准确地识别失信行为人，并进而采取拒绝交易、提高交易条件等防御性机制，从而使失信行为人付出惨重的失信成本；或者，交易对手可以采取积极进行交易、给予优厚的交易条件等认可对方信用状况的行动，形成良好的信用激励。

国家层面：信用是政府监管的重要内容。社会信用需要国家进行监管。单单凭借私人之间的信用惩罚，其力度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时候国家应当加入进来，帮助建立私人间的惩处不讲信用的制度，以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笔者认为，信用环境净化是政府实施信用监管的重要目标。所谓信用监管，就是以构建良好的信用秩序为目标，而由监管部门根据相关信用立法，强制市场主体履行信用义务的行为。这个层面的信用法治，主要是国家为信用建设提供基本的法律根据，惩戒扰乱信用秩序的行为，并在社会成员存在严重违法失信等行为时，实施行政甚至刑事法律制裁，前者如对公司不及时公示其年报信息给予行政制裁，后者如对犯虚假广告罪、虚假诉讼罪、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等行为的刑事制裁。通过国家的信用监管，可以有效惩罚失信行为人，净化社会诚信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