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强：践行从严治党 推进强力问责（3）

问责制度确立了，为什么还要制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因为以前的问责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规定的问责内容不一样。

我国的问责制度有几个特点。

第一，侧重于行政问责。主要是针对行政系统的领导干部进行问责，而不是全面问责，尤其是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比较少。

第二，权力问责，非制度问题。就是问责往往是由权力启动的。所谓权力，要么是由上级启动的，要么是由纪检部门启动的，或者是在巡视中发现的。总而言之，是由有实权的权力部门启动的，而不是依据制度来常态化地进行问责。

第三，问责的特点是有过问责，非无为问责。什么叫有过问责？就是有了过错才问责。发生事故了，出人命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才问责。你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既无功，也无过，一般情况下是不问责的，所以导致庸官懒政的现象。

第四，同体问责较多，而非异体问责。所谓同体问责，就是一个系统的来问责，比如行政系统的往往是由行政系统的上级来问责。那么异体问责就是由另外一个系统的来问责。比如，由纪检系统对政府进行问责就是典型的异体问责。同体问责，由于上下级之间可能有各种关系，因此可能会产生包庇现象，跟行政复议一样。我们可以把行政复议形象地比喻为“老子复议儿子”。同体问责往往会成为“老子”问责“儿子”，这样一来，就会有违反程序公正原则的现象发生，可能会显得不公正。

第五，侧重于结果问责，而不是程序问责。我们的问责往往侧重于结果，对谁进行处分了，结果是什么，而在问责过程中对当事人的处理程序是否公正，当事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往往重视不够。所以，问责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必须制定《问责条例》。

制定党内问责条例的必要性

第一，《问责条例》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个重要保障。我们党长期执政，责任重于泰山，党员干部必须要有“守土有责”的意识。尤其当前，我们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党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关键阶段必须把党的凝聚力焕发出来，把党的战斗力彰显出来，保证党的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这样才能实现我们的历史任务。做不到这几点，党怎么领导人民实现民族复兴？因此，要把党的责任确定下来，把责任担当起来。

第二，《问责条例》是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的一个实践要求。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正处在一个关键节点上，由原来以治标为主，“打老虎”、“拍苍蝇”，逐渐走向现在的标本兼治。什么叫标本兼治？贪官照打，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尤其是要把我们在实践中创新出来的经验固化为法规制度，把责任确定下去。

王岐山同志有句话非常经典，叫做“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所以，出台《问责条例》就是要倒逼责任落实，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硬实”，必须严格起来，必须落到实处。这是实践的要求，不问责不行，必须要通过问责倒逼，把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国共对4.5万余名党员领导干部进行了责任追究，这就是以责任追究来倒逼管党治党。

第三，制定《问责条例》是解决现实中责任担当问题的迫切需要。现实中有哪些问题需要迫切解决？

第一种，一些领导干部只想要权力，不愿担责任。在委以重任时毫不谦让，在履职尽责中就开始敷衍塞责，在失职失责后开始上推下卸。权力和责任从来都是相当的，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因此，只想要权力，不愿担责任是不可能的。当了领导干部就要担负起管党治党的责任，否则就要对你进行问责，这是领导干部的压力之所在。

第二种，奉行好人主义，不敢较真碰硬，被动问责的多，主动问责的少。就是说大家都一团和气，领导干部做老好人，属下出了问题，下面的党员出了问题，不敢较真碰硬，即使问责，往往是被动问责。什么叫被动问责？要么是经群众举报的，要么是上级领导批示的，要么是纪检组发现的，要么是巡视组发现的。由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主动开展问责的数量相对比较少。

第三种，问责工作开展不平衡，往往是地方问责的多，部门尤其是中央部门问责的少，追究直接责任多，谁出了问题就追究谁的责任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追究领导责任比较少，而且在追究责任的时候，往往随意性比较大，尺度不一。所以完善问责制度、规范问责程序，就成了一个必然需求。

现实中，我们国家有关问责的相关法律、党内法规、部门文件比较多，据不完全统计，在党内法规制度中，与问责有关的有119部，其中专门规定问责的有12部，包含问责内容的多达107部。常见的比如，有《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还有《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等，这些法规中都有对追责问责的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