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强：践行从严治党 推进强力问责（4）

但是，那么多的法律法规都对问责作出了规定，就会导致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多头多规，对同一事项的规定散见于多部党内法规，表述不统一、不规范。就是说规定问责的法规太多了，但是表述不统一、不规范，各个地方的规定不一致，适用起来存在非常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问责内容不聚焦，没有突出坚持党的领导，没有紧扣全面从严治党。问责内容有针对生产责任事故的，有针对损害生态环境的，有针对司法案件的等等，这些内容涉及面很广，但没有聚焦到党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上。

第三个问题，责任概念不准确，界定不清晰，没有体现权责对等。对于什么是问责，问到什么程度，这些都说得不清楚。

第四个问题，可操作性不强。问责主体不明确，事项过于原则，方式五花八门，程序规定不严。

这就是当前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就要求我们制定一个统一的党内法规——《问责条例》。

在2009年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有问责的规定，这部法规是我们党关于问责比较重要的一部党内法规。但是它的问责对象仅限于部分领导干部，而不是所有的党员干部，也不包括党组织。因此，问责对象不完备。2010年印发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仅适用于党风廉政建设，对于其他方面的效力并不完备。这是两个比较典型的关于追责问责的党内法规，但是这两个法规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不断深入，问责规定已经滞后于实践发展，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必须整合我们的问责规范，形成一部具有统一性、基础性、骨干性的党内法规。

十八大以来，随着我们对党内法规认识的逐渐深入，党内法规建设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我们陆续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这个时候，问责条例也需要和新修订的党内法规衔接、统一起来。所以，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修订或制定《问责条例》。

最早在2013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问责情形、规范问责方式。抓紧制定严格做好被问责干部工作安排的有关规定，严格被问责干部复出条件、程序和职务安排等，保证问责制度与党纪政纪处分、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有效衔接”。

从《纲要》中可以看出，实际上最初我们是打算修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但是最终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另起炉灶，重新制定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那么，2009年颁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和2016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两部党内法规是一个什么关系？《问责条例》是一个新的党内法规，自然生效，而2009年《问责暂行规定》继续生效，但是如果以前的问责规定与今年的《问责条例》不一致，就以新的《问责条例》为准，新法优于旧法。

2016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明确提出，要制定党内问责条例,把问责作为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随后中纪委进行调研、论证，先后召开13次会议来研究起草工作，明确制定思路和主要内容。中纪委的领导干部也都到各地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王岐山同志亲自到辽宁召开座谈会，听取辽宁省委、省纪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高院、省检察院党组负责同志的意见。

2016年5月18日，形成条例送审稿。2016年6月14日、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分别审议、通过条例送审稿。2016年7月8日起条例正式施行。

《问责条例》制定的基本思路是什么？总体思路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总结实践经验，健全问责机制，扎紧制度的笼子，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有力保障。

《问责条例》制定的具体思路。第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明确目标方向。《问责条例》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通过颁布《问责条例》释放全面从严治党的强烈的政治信号，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推动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切实把责任扛起来，保证党的领导坚强有力。

第二，坚持实践导向，突出问题意识。既要着眼长远，又要立足当前，把握有限目标，毕其功于一役。什么意思？《问责条例》主要针对的是现阶段有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不作为、乱作为的突出问题，解决了这四个问题，就把管党治党的责任落到了实处。

现在有些领导干部不像党员、不在组织、不起作用，所谓的“三不”党员。什么叫不像党员？就是没有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第二，不在组织，党组织对他没有约束力。第三，不起作用。无论是党组织也好、党的纪律也好，他都视而不见。所以，针对不像党员、不在组织、不起作用这种“三不”党员必须严加整治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