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青少年记忆(2)

毛泽东的青少年记忆(2)

摘要: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湘乡县人。外祖父文芝仪,是个诚实勤劳的农民,外祖母贺氏一生温厚贤惠,他们共生育了3子3女,最小的女儿因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文七妹就成了她的正式姓名。

少年立志出乡关

毛顺生最看不惯的是毛泽东一旦读书就入了迷,看到田头垄上、饭前饭后,儿子都手不释卷,他心中窝了一肚子的火,认为儿子读书误了农活,父子俩常为此争吵不休。毛泽东的朋友肖之升就目睹过这对父子之间的一次争吵,据他描述:

“风波过后,他们回去吃午饭。大约五点钟的时候,毛泽东又不见了。这一次,父亲轻而易举就找到了他。他径直走到古墓那里,一眼就又看到使他上午大动肝火的那幅画面,毛泽东端坐在那里看手中的书,空担搁在一边。父与子又接着上午的茬争吵起来。

‘你真的鬼迷心窍,中了这破书的魔了?把你爹的话只当成耳旁风吗?’

‘不是,爹。我还是听你的,你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的意思你明白得很。我要你一门心思扑在田里,规规矩矩干活的,别再看这些闲书。’

‘我会规规矩矩干活的,但我也要看书。我保证先干活后看书。田里的活干完后,我总可以干自己的事了吧。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只要我做完了田里的那份活,你就不用管我看自己的书了。’

‘可是,小子,你才挑了几担就躲到这儿来看书’。

‘来看书之前,你要我干的活我都完成了。’毛泽东平静地说。

‘完成什么了?’父亲追问道。

‘吃过午饭后,我已经挑了十五担肥了。要是不信,自己到田里数一数去。搞清楚了你再来。现在你还是让我清静一点吧,我要看书了。’

父亲目瞪口呆。半天挑十五担真够辛苦的。如果儿子真的干了这么多的活,那还有什么话说呢。对于这个怪儿子,他感到又困惑,又伤心。他慢慢踱到一家人正在忙活的地里,数了数,真的有十五担。”

从这天开始,父子之间虽然没有明确达成什么“君子协定”,但是,只要毛泽东完成规定的农活,父亲便再也不干涉他去做什么了。

很多毛泽东传记的作者,津津乐道的是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由此推演出很多的理论。其实,和天下很多男孩一样,父子之间的矛盾乃至冲突,乃一普遍的现象,少年毛泽东也不可能例外。所谓“养不教,父之过”,有“教”就有不服“教”,父亲当然只有充当“恶人”的角色了。毛顺生所“教”,无非是给毛泽东设计了未来之路,这设计来自毛顺生的生活经验。而毛泽东并不认同父亲的生活经验,矛盾也就随之而来。

毛顺生承担着6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年轻时身材高大强壮,由于劳作之累,他也佝偻起腰,在50多岁就因伤寒病去世。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毛顺生对儿子们并没有过高的期待,只希望他们能接过自己手中的家业,经营好田地房产。对作为长子的毛泽东,父亲的期待就更为迫切。正是如此,在毛泽东14岁那年,父母作主给他娶了罗氏为妻。父亲的用意十分清楚,那就是拴住毛泽东的心。

毛泽东的心根本不在韶山,他要走出山冲,寻找更为宽广而精彩的世界。他后来告诉斯诺:“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毛泽东少年时的全部乐趣都在书中,并有着走出山冲、读书求学的憧憬。毛顺生则认为这是儿子“不孝和懒惰”的借口,作为长子就应持家创业、光宗耀祖,其他的想法都是农家子弟的幻想。于是,用毛泽东的话说,父子间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

毛泽东13岁那年,父亲在一次宴请客人时与他发生口角,父亲当着外人的面骂儿子“懒而无用”。13岁的少年正处于叛逆时期,毛泽东认为父亲使自己太难堪,便当面顶撞父亲,并迈步向门外跑去。母亲竭力相劝,父亲嘴里仍是不停地骂着并喝令回家。毛泽东根本不听,一气跑到池塘边。面对气势汹汹的父亲,毛泽东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自己就跳到池塘里。父亲一下子停住了脚步,并答应以后再不打他。

父亲的严厉对毛泽东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几十年后,毛泽东也说:“这大概对我也有好处,它使我在工作上非常勤快,记账也仔细了,免得被他找到把柄来批评我。”尽管父亲在他的记忆中,多是“脾气暴躁”“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等形象,可毛泽东的成长仍是遵循“子肖其父”的规律。父亲将一个破落的家庭操持成有田有地、有房有粮、家有雇工的小康之家,他执着、倔强、坚韧的性格,以及具有担当的精神,其实对毛泽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毛顺生是为一家之兴盛小康,毛泽东是为一国之救亡图存,父子俩的境界和抱负迥异,但是,他们一旦确立了这种信念,那么都能做到“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生我育我。”少年毛泽东当然明白“可怜天下父母心”的道理。16岁那年离家去湘乡求学前,他将一张纸条夹在父亲账簿里,上面写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表明自己的志向和决心。他离开了家,回避了父子间的矛盾,反而格外的思念父母,思念家乡。他常给父亲去信,刚刚工作时,便时常寄钱和药物回家。母亲去世后,他又把父亲接到长沙居住。父子间原本紧张的关系,早已云消雾散,得以缓解。

责任编辑:潘攀校对:叶其英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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