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房》

周恩来、邓颖超与亲属合影

周恩来生前曾说过：“退休后，要写一部小说《房》。”由于诸多因素，周恩来撰写《房》的心愿没能实现。但是，周恩来的一生，用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种文化形态，给后人留下了有关“房”的日记、谈话、书信等史料，仍使我们读到了一部有形与无形相结合的传世著作。

周恩来谈祖屋和故居

从少年时代起，每谈及个人身世，周恩来总是从大家族的角度，同时表述绍兴祖屋和淮安故居。

周家大院坐落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江苏淮安城里驸马巷。据亲属提供的房契称，整个大院是清代道光19年（公元1839年）周家祖辈以260两白银购买的胡干成家的房子，建筑呈明清时期典型的苏北城市民居风格。如今面貌依旧，朝东的大门额上悬挂着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周恩来同志故居”横匾，建筑由东西两个曲折三进院落组成，均为青砖灰瓦木结构的平房。1914年10月，在南开学校读书的周恩来，于《敬业》会刊上发表的散文《射阳忆旧》中说：“淮阴古之名郡，扼江北之要冲，清时海禁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余本浙人，

自先大父为宦吴省，遂徙家而居焉。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十岁后，始从伯父游学辽东，浸及津门。回首旧时风景，不觉物换星移。”

在南开学校毕业前夕，周恩来任主编的《南开学校第十次第二组同学录》中《周君恩来》自述：“君字翔宇，号飞飞，浙江会稽人，自大父宦于吴遂从居焉。君生于淮安，六月而孤，承嗣寡母陈，幼羸弱多病，扶持将护，君母备极劬劳。五岁从母教，明年入家塾，师暨诸父怜其孤，辄少宽假，而慈母则督之綦严，九岁迁袁浦，生母嗣母相继逝世，君悲痛之余，佐理家务，井然有序。少游江淮，纵览名胜。”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说：“我的祖父名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周恩来在绍兴城内的祖屋，坐落在劳动路东端，是一座具有明代建筑式样的砖瓦平房。墨漆竹丝大门，东西黑墙各嵌白花窗，陈云题写的“周恩来祖屋”黑底金字匾额悬挂在台门斗门楣上。建筑总面积为2150平方米，呈三条轴线布局，中轴线建筑依次为门厅、大厅、座楼。

1964年8月2日，周恩来在家庭会上说：“1939年我在新四军作战时，曾路过绍兴，公开回老家去看看，我们老家的地址是绍兴保佑桥，百岁堂（前十代一位祖先活到百岁，建了此堂，现在还在，他们想重修）。

1939年那次， 一位本家（我记不清是谁了）拿出了家谱给我看，上面有我的名字，还有我们的四哥恩夔的名字，我知道一定是我的六伯嵩尧回绍兴时写上去的。”“祖坟在绍兴，绍兴的家谱上又有我的名字， 我不能不承认是绍兴人。但我生长在淮安，满嘴的淮安口音，也不能不承认是淮安人。所以我说我是‘原籍绍兴，淮安生人，江浙人也’。为这个籍贯问题还很费了些脑筋呢！”“我父亲这一辈有兄弟四人，按大排行是四、七、八、十一。八叔腿瘫了，十一叔刚结婚一年就死了，十一叔、婶都属虎，才20岁，我刚1岁，就把我抱过来，过继给了十一婶。只有四伯到东北做了科长，我父亲老七能力不行，老实得很，不会扒钱，家里就破落了。从我记事时，家里就破落了。”“具体地说，我们这个家是个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没土地，只有房子，也不出租。”“我们家的亲属复杂，我们是旧家庭、旧环境、旧观念。怎么样才能拖着全家投降无产阶级？我现在就要带领你们投降无产阶级。这话听起来好像很不舒服，二十多年前在延安开展文艺整风时，文艺界的人就对‘投降’这个词想不通，朱德同志对他们说：‘我半辈子军阀，到现在才投降无产阶级。’那些人听了才想到要向无产阶级投降。”“我总是想谈封建家庭，是想批判它，否定它。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不是消灭他们，是要救他们，把他们改造成新人，拖过来投降无产阶级是可以帮助改造的。旧的否定了才能创造新的，否定以后，在其中找出些好的，肯定下来。对一个人的肯定、否定，要看晚年，你过去不好，最后好了，算是好了。我们要否定旧作风，创造新风气。”

周恩来生前好友，英国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她认同“周恩来一生不知不觉地打上了他是长子烙印”的观点。她这样写道：“在中国有着儒家传统的绅士之家，长子长孙负有非凡的责任和义务。在一个家庭里，若非长子，便是长孙，必须关心和教育同代所有的弟弟及其子女。他还尽心赡养上两代人即父母亲和祖父母。”“长子长孙必须是一位楷模，顺尽孝心，承传仁德，维护一家的荣誉和地位，为了光耀门庭而随时奉献自己的一切。他是一家护神，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纽带，一辈子爱护长幼，承担责任，克己为人。”这段描写，可以看作是对周恩来要写小说《房》的心理揭示。

关于故居的处理意见

1953年，周恩来把他生母和嗣母相继去世后的实际抚养人——八婶母杨氏，接到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他和杨氏聊家常中，得知地方政府要维修他家破损倒塌的房子，便委托中央警卫局干事王雨波办3件事，其中最重要一件就是把处理故居的意见传达给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干部。对此，王雨波回忆说：“1953年春节过后的一天，周总理把我叫到他家中，让我坐下，和我亲切地拉起家常。周总理给我讲起了他家的一些情况，然后委托我到他家乡办理3件事：一是把前来探望他的婶母送到家乡江苏省淮安县去，并让我转告当地组织，他婶母（儿子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生活以后不要政府照顾，由他在本人的工资中按月寄去一部分作生活费；二是他家还有几亩老坟地，让当地集体耕种，如果那些坟丘有碍种地，可以平掉；三是听说当地要对他的旧居老屋进行修缮，并准备建立一个纪念馆。总理让我这次回去说一下，如果当地要办医院、托儿所等公共福利事业，就把那些老屋和院子让出来给公家用。不要为他建纪念馆，把毛主席的旧居韶山纪念馆建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