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房》（2）

当时淮安县委和县政府认真研究了周恩来的3条意见，一致认为周恩来严格要求自己的崇高精神，值得党员干部们学习和弘扬，但对“把故居交给地方政府”和“把那些老屋和院子让出来交给公家用”的指示，县委和县政府经多方考虑，决定维持现状，按照原貌正常维修，继续作为民用，仍由周恩来的堂弟媳陶华一家和其他市民居住，不作纪念馆，不让人参观。

对于妥善处理淮安的故居事宜，周恩来一直关心和重视。1958年6月，他收到堂弟媳陶华的信，得知地方政府决定维修他的故居，立即于29日亲笔写信给时任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并转淮安县委，该信全文如下：

汝祥同志并请转淮安县委：

前接弟媳陶华来信，得知县人委准备修理我家房屋，我认为万万不可，已托办公室同志从电话中转告在案。

远在解放初期，县府曾经重修我家房屋，我已经万分不安。当时我曾考虑将这所旧屋交给公家处理，但由于我家婶母还在，又恐房子交给公家后，公家拿它做纪念更加不好，因而拖延至今。

现在乘着这个机会，由我寄钱给你们先将屋漏的部分修好，然后将除陶华住的房屋外的全部房院交给公家处理，陶华也不再收房租。此事我将同时函告陶华，并随此信附去人民币50元，如不够用，当再补寄。

在公家接管房院后，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千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引人参观。如再有人问及，可说我来信否认这是我的出生房屋，而且我反对引人参观。实际上，从我婶母当年来京谈话中得知，我幼时同我寡母居住的房屋早已塌为平地了。故别人传说，都不可靠。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使原住这所房屋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还有，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函告为证。

周恩来

1958年6月29日

1958年7月，王汝祥代表县委、县政府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工作，请示家乡建设的发展计划。在谈话过程中，周恩来专门谈到祖屋的处理问题。他说：“听说你们要重建我家房子，这不行，不要以为我是总理嘛！”

王汝祥解释说：“不是重建，是修理。房子年久失修，快要倒塌了。我们只不过是把房子扶扶正。尔萃（周恩来的堂侄）当兵了，拥军优属，也是我们应做的工作。”

周恩来严肃地说：“房子倒了，就把它拆掉！你们城里地主的房子怎么处理的？我那房子，我看可以没收！”

王汝祥灵机一动说：“总理，城市没搞土改，怎好随意没收房子啊？”

周恩来笑着说：“好，不谈没收。但是，一定不能留作纪念！”

两年后，时任中共淮安县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县委设有书记处）的刘秉衡，再次代表县委、县政府去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家乡工作。在交谈中，对故居的处理问题，周恩来又一次严肃地交待说：“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的故居不要留在那里让人参观！如果有人参观，就请他们去韶山瞻仰毛主席的故居。我家的房子可以公用，办托儿所、办学校，或者做生产车间都可以。祖坟可以深埋，不要占地，不要影响机耕，上面还可以种树、种庄稼。”

第二天，邓颖超设便宴请刘秉衡等同志吃饭，席间又对处理周恩来家的祖屋与祖坟问题严肃交待说：“咱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听党中央的。恩来同志是党中央副主席啊，你们要按他的意见办，听他的。”

回去后，刘秉衡向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传达了周总理有关处理故居的重要意见，并且一一落实。又由刘秉衡致信，把故居作为公用和市民居住的处理情况，向周恩来和邓颖超进行汇报。总理办公室秘书组于1962年8月15日代写了一封回信，转告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意见：“对房子的处理很满意，并表示感谢。”

叮嘱家人，“约法三章”

为了把故居处理好，周恩来经常向家人了解情况。据周恩来的堂侄媳孙桂云回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周恩来两次向她了解故居情况，并且交待了处理意见：一次是“1961年8月，我第二次去北京，一天伯伯对我说：‘家里的房子全部要让人住，不要空着，空着浪费。’又说：‘你们不要说出我住过的房屋，叫邻居也不要说。’我根据当时县委的安排，向伯伯汇报说：‘有的已做县委学习室，有的做儿童图书馆，其余的大部分让居民住了。’伯伯听了说：‘房子要处理掉，拆掉了可以盖工厂，可以盖学校’”。再一次是“1974年8月1日晚，我最后一次见到伯伯。伯伯第一句话就问起家里的房子问题。伯伯问我：‘还有没有人去（参观房子）？’我说：‘县委很重视，层层向下传达了，不准去参观。但外地还是不断有人去。’伯伯说：‘你们要劝说去参观的人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旧居。’接着又说：‘要把我住过的房子拆掉，不能和毛的旧居比。你们的住屋，可以拆到别处去盖。’伯母（邓颖超）说：‘你们拆迁，我们给钱。’我说：‘拆房子要经地方政府的批准。’伯伯点点头。但是伯伯说：‘坏了就不要修了，坏一间，拆一间，统统拆掉了，我也就放心了’”。

据时任县委办事组王宝瑾的的回忆录记载，“文革”期间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受周恩来委托，打电话给淮安县委负责人谈故居处理问题严格规定“约法三章”的真相是：“1973年11月13日晚上9时，我在县委办事组值班，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打来了电话，电话是我接的。吴庆彤说：‘要县委负责人接电话。’当时正好刘守庭副书记在场，我把电话交刘接。（吴在电话中说）：‘总理听到了反映：1、要动员住在他家里的人搬家；2、要维修；3、要开放让人参观。是否是这个情况？总理要县委调查后向国务院办公室汇报。’我一一记录在电话记录簿上，第二天立即向县委常委做了汇报。1973年11月14日，我带着吴庆彤在电话中提到的3个问题，观察了总理故居，并询问了总理侄儿周尔辉同志，周尔辉同志说：‘没有叫人搬家的，也没有维修，仅仅是外地有人来看看。’晚上，我就向国务院做了汇报。1973年11月17日，国务院又来电话，还是我接的。吴庆彤传达了总理的3条指示：‘1、不要让人去参观；2、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3、房子坏了不准维修。’1 9 7 3年1 1月1 8日，县委常委开会研究（参加的人员有王永保、姚泽、江维邦、刘守庭、杨锦富），做了3项决定：1、不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2、不准维修房屋；3、我们要在机关干部会议上动员，不组织、不带领人去参观。江（维邦）书记说：‘要把总理意见和县委这3条，要向地委办公室汇报。’当晚我又向国务院做了汇报。吴庆彤主任说：‘把你们这3条，我向总理汇报。’1973年11月30日晚，吴庆彤又来电话，说：‘你们的3条，我已向总理汇报了，总理表示满意。他说，以后要派人检查你们的执行情况。’1973年12月5日夜里，吴庆彤来电话，指明要县委书记江维邦接电话，问他是否知道那‘3条’？是否执行了？江回答道：‘已执行了。’”

从此，周恩来对故居的“约法三章”，就在干部群众中传开了。简单几字的“约法三章”，令我们对周恩来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宣传自己的崇高精神油生崇敬之情，更加自觉地传承和弘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