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烽火岁月家国情

1940年8月，在山西武乡县砖壁村，左权和夫人刘志兰及女儿左太北照的唯一一张全家福

战斗间隙给家人写信

志兰:

我时刻想着如果有你及太北和我在一块，能够听到太北叫爸爸妈妈的亲恳声音，能够牵着她走走，抱着她玩玩，闹着她笑，打着她哭一哭，真是太快乐了。可是我的最亲爱的人恰在千里之外，空想一顿以后，只得把相片摆出来一一的望着。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这是一封来自抗日战场前线的家书。1942年5月，中国西北延安的一个小山村，一排低矮的土坯房前，一位年轻母亲抱着嗷嗷待哺的女儿，正饱含深情、一字一句默念着这封家书。她的眼里噙满泪水。这位年轻母亲就是刘志兰。信里这些似水柔情，这些绵长爱意，出自一位在抗日战场上叱咤风云、在烽火连天中冲锋陷阵的热血男儿。这位在烽火中有着家国情怀的热血男儿，不是别人，正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

1905年3月12日，左权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新阳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县立中学读书时，左权通过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读物，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萌生了改造社会的志向。1924年春，左权进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左权英勇善战，深得毛泽东等的赞赏。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抗战爆发后，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他指挥的黄崖洞保卫战，歼敌2000多人，被中央军委称为“反扫荡的模范战斗”。在战斗的间隙，左权常给家人写信：

母亲：

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人大肆屠杀，奸淫掳抢，烧房子……等等，实在痛心。……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我军在西北的战场上，不仅取得光荣的战绩，山西的民众，整个华北的民众，对我军极表好感，他们都唤着“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但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牵挂妻儿显柔情

在左权的家书中，牵挂得最多的还是妻子刘志兰与女儿左太北。

1939年4月16日，左权与刘志兰结婚。34岁的左权由于长年征战，皮肤黝黑，显得风尘仆仆。刘志兰只有22岁，年轻、白净、漂亮，又是北京城出来的，左权对刘志兰一见钟情。两人的爱情结晶左太北出生于1940年5月，正好百团大战在同年8月打响，左权是这场重要战役的主要策划人，女儿出生时也是其工作最忙的时候。左权从不向家人谈起自己的难处。左太北出生后，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左权一家从司令部搬出来，住进了一间废弃的奶奶庙。

百团大战前夕，左权忙于战斗准备和部署工作时，仍抽空去看望了刘志兰母女。妻子抱怨他长时间不来看望，左权便自己拿起炕头上的脏尿布到河边洗干净、晾好，又端起碗给孩子喂米汤。待妻子气消后，他才耐心地解释目前的时局和前线情况，使妻子破涕为笑。他为妻子安排好去延安的事宜后便返回前线，一家三口不得不分开。

在能搜集到的左权照片中，左权几乎总是嘴唇紧闭、神情严肃。唯有抱着女儿时，笑得灿烂。那是1940年8月，左权抱着挥舞双手、不满百天的女儿与妻子刘志兰拍了一张临别前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唯一的一张全家福,3个月大的左太北依偎在爸爸怀中,夫妻很开心地笑着,时间仿佛定格在那一刻。

从1940年11月开始到1942年5月，18个月的时间里，左权总共给妻子写去11封家书，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挚爱与对女儿的牵挂。在第一封家书中，左权写道：“有不少的同志很惊奇我俩真能够分别，你真的去延安了。本来分别是很痛苦的，但为了工作，为了进步，为了于党有益，分别也就没有什么了。”“不知道你在征途中及‘长征’结束后，身体怎样？太北身体好吗？没有病吗？长大些了没有？更活泼些了没有？”

左权每个月仅5元津贴，但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把攒下来的钱托人带给刘志兰，还托人给女儿买花布、做衣服、织毛衣。在家书中，左权一边宽慰着独自带孩子的妻子，一边关心女儿“手脚没有冻坏吧？之前寄的小棉衣能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