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在延安的难忘岁月

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生于湖南安福西乡（今临澧县修梅乡）乐二里容止区凉水井村。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中国革命者同盟会。1921年1月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组织。他在半个多世纪里，参加了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革命斗争，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我党少数几个从20世纪初就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

加强陕甘宁边区的民主建设

1940年11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以中共中央驻陕西代表的身份从西安回到延安。此后，他主要的精力就是领导陕甘宁根据地的建设。他努力贯彻边区施政纲领，把边区的政权建设、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推向前进。

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了在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在政府中各占三分之一的制度。为了贯彻这个指示，1941年，林伯渠通过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选举运动的指示，详细分析了边区内部的阶级关系，阐述了边区实行“三三制”的必要，规定了选举的重要事项。随后领导边区进行了普选，使县级“三三制”政权普遍地建立起来。第二年，又完成了乡选举。

“三三制”的普选是一次广泛的民主运动。当时，不少人对“三三制”不理解。尤其是党内许多干部对于要把曾经被我们领导群众打倒的、但现在表示愿意抗日的绅士吸收到统一战线中来很不理解，有的甚至有抵触情绪。比如当时边区政府拟遴选绥德县的一个著名绅士、大地主做参议员，党内一些同志就是不同意。林伯渠耐心细致地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他曾找绥德的县长说：过去我们搞土地革命，分他们的地，打倒他们，都是对的。而现在我们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团结抗日，请他们出来当议员，也是对的。因为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况且他们是拥护党的抗日政策的。并说明了他们在地主阶级中影响大，出来工作，能起到我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经过这样循循善诱地说服教育，干部的思想也就通了。许多县、区、乡把开明的绅士吸收到“三三制”政权中来，绥德那个著名绅士也当了边区的参议员。

1941年11月，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著名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选举了边区政府委员和正、副主席，林伯渠连选连任主席，陕北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副主席。开明绅士、民主人士虽然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赞同实行民主政治，但对减租减息、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有时表现抵触情绪。林伯渠耐心地进行解释和帮助，使他们很快转变了看法。林伯渠经常教育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照边区参议会通过的施政纲领和各项政策来确定工作任务和计划预算，并保证执行。他主持的政府委员会，每半月举行一次会议，必要时提前开会，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再提交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批准后执行。他在主持讨论问题时，争论是常有的，但反对搞个人攻击。如在建政、司法和审干问题上，曾有过一些原则性的争论，林伯渠一般是不直接参加争辩的，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谈出各种看法，等到是非将明时，他再以长者的态度表示支持那些正确的意见，否定错误的意见，但允许保留个人的不同看法。对于一些一时难以判别的带理论性的争论，他十分慎重，常直接去请示毛泽东，然后作出适当处理。

“三三制”是一个新事物，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均不大习惯，既无经验，更无规章制度，因而有时会出现某些隔阂。在1943年上半年一次政务会议讨论一个文件时，副主席李鼎铭主持会议，最后他说：“俺没意见。”可是事后要签发文件时，他却不肯执行。原来他说“没意见”实际上是有意见。对此，林伯渠与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均感到意外，因而决定由李维汉找李鼎铭交谈，倾听意见，弄清症结所在。李鼎铭从他受到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上演讲的感动而出来工作说起，侃侃而谈，一直到最后尖锐地提出：“你们党上决定了……”，“干部把我这个副主席当摆设”。

这次谈话表明，问题的症结就是党外人士在工作中是有职无权。林伯渠、谢觉哉和边区政府党组得知这一情况后，商定了改善关系的两条办法：一是每周举行一次向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汇报工作会，参议会常驻副议长和政府正、副秘书长参加，由各厅、处、院主管人员轮流汇报，有问题当场商量解决。二是各厅、处、院向政务会议提出有关方针、政策、计划和其他重要议题时，除经党组研究外，还须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

从此以后，边区党内外关系日趋融洽，李鼎铭也不说“你们党上”而说“我们团体”了。后来，中外记者来延安，一个英国记者要求同李鼎铭谈话，边区政府给他配了个翻译，让他自己直接找李鼎铭谈话。

在谈话中，这个英国记者问李鼎铭：“你是不是有职有权？”

李鼎铭爽朗地笑了，回答说：“我有职有权。”

这位英国记者事后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