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少活几年，先把生活搞上去，行不行？

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走发达国家发展的老路和现行的一些消费水平、生活方式，中国难以为继。“如果中国这么走，全球的资源、能源都不够中国用的。”

他明确传达出这样的态度：坚持绿色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在这方面不是别人要求我们怎么做，而是我们中国必须这样做”。

以往谈及环境保护、生态文明，中国往往更多地强调“国际责任”，以及来自外部世界的减排压力、“绿色壁垒”。中共十八大之后，话锋为之一变，在习近平的多次表述中，绿色、低碳、循环，成为中国“另辟蹊径”、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并且是自主选择。

在今天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论及“生态文明”，其实质是探求新的发展道路，再进一步说，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对于中国环境问题的分析是：对比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国在相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环境问题更加复杂，难度前所未有。传统煤烟型污染与臭氧、PM2.5、挥发性有机物等新老环境问题并存，生产与生活、城市与农村、工业与交通环境污染交织。

之所以“难度前所未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不仅导致污染状况千差万别，而且使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更需要精准掌握。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产业结构由低端迈向中高端，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强度；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还处在快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偏重、发展模式粗放等问题仍然在一些地区具有“锁定效应”，经济总量和增量仍在持续上升，污染物新增量依然处于高位。特别是，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一些地方解决环境问题的责任和动力会减弱。

未来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左右，有3亿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而城镇人均生活能耗是农村人均水平的1.54倍，未来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增加生活垃圾1200万吨、生活污水11.5亿吨，消耗8000万吨标煤。

经济发展初起阶段，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主要方面是“环境怎么办”，通过制定排放标准等限制性手段，对招商引资、大规模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补救。随着经济突进，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压力逐渐接近甚至突破了生态环境承受的边界，这时的问题变成了“经济怎么办”，因为经济发展受到生态环境承载边界的约束，再按照过去那种模式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环境容量成为刚性约束，但发展又不可能停摆，怎么办？空气河流都是流动的，但GDP是各地自己的，怎么办？东部地区已经在谋求经济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还寄希望于承接发达地区淘汰的落后产能，又怎么办？

新华社旗下杂志《半月谈》2016年初刊发了一篇关于河北压减过剩产能的报道，生动刻画了这种难解的纠结。

报道说，2013年以来，河北省武安市淑村镇取缔了237个石灰窑，占全市70%以上。土法烧窑污染严重，取缔天经地义，可真动手时，干部、群众都很纠结。有窑主向当地干部恳求说：“拆窑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这我知道，可我们这代人甘愿受污染行不？我们少活几年，先把生活搞上去，以后子孙后代就能呼吸新鲜空气了……”拆第一座窑时，附近村民都来了。挖掘机扒掉烟囱时，几百人都哭了。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习近平对于地方管理者的要求是：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

具体到京畿河北，“少活几年，先把生活搞上去”这笔账究竟是否划算？2013年9月，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习近平说，你们算了一个账，一吨钢的利润，现在值4角多钱，去年值一瓶矿泉水，再往前值两斤猪肉，以前还值一部手机呢！就这个附加值含量，要那么大的产量有多大意思呢？造成的资源消耗、污染、排放那么大，这个账要算清楚啊！

对地方官员面临的考核压力了如指掌的习近平说：“要给你们去掉紧箍咒，生产总值即便滑到第七、第八位了，但在绿色发展方面搞上去了，在治理大气污染、解决雾霾方面作出贡献了，那就可以挂红花、当英雄。反过来，如果就是简单为了生产总值，但生态环境问题越演越烈，或者说面貌依旧，即便搞上去了，那也是另一种评价了。”

针对地区差异问题，他指出：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看怎么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看怎么优化产业结构，怎么继续起到领头雁、火车头作用。青海是“中华水塔”，西藏是世界屋脊，如果把青海、西藏污染了，多搞几百亿的生产总值又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上，在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中，资源承载力极限和生态环境灾难，也被归入其中。

有学者分析说，中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不仅透支了大量宝贵资源，更使许多地方的经济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甚至形成了路径依赖。这种状况如果再不改变，未来不仅无法占领世界市场的制高点，目前的地位都可能失去。世界上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车之鉴比比皆是，下决心转型升级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从世界范围来看，绿色发展被视为时代潮流。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了“绿色新政”，欧盟制定了《欧盟2020》发展战略，日本推出了“绿色发展战略”，韩国提出了《国家绿色增长战略（至2050年）》。以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制定了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国家行动计划》。

当前正在蓬勃兴起的绿色工业革命堪称“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落伍了，以电子和信息技术开发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只赶上了半程。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与发达国家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一些诸如技术和资源领域不仅并不落后，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

“将绿色工业革命视为新的经济发展引擎，把环境约束转化为绿色机遇”，“在节能产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以及电子技术、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海洋等战略性绿色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抢占未来世界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可以说，绿色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支点。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说，绿色发展理念是中共积极探索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升华，带来的是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变，也是执政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变。

绿色发展首先需要执政党转变理念，同时也将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带来“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重大变革”，“将超越和扬弃现有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

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也将因“绿色”的拉动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