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振华：我国文化强国战略变迁与文化建设（2）

文化的生产力特征

文化生产力被誉为第三代生产力，其重要特征是“文化的经济化、科技化”和“经济、科技的文化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当代文化、科技、经济的一体化趋势。

对文化生产力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早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在堪称关于“软实力”理论开山之作的《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中，约瑟夫·奈提出了权力来源中“权力的第二张脸”——“软实力”概念，并且比较完整地阐述了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美国既拥有传统经济、科技、军事的“硬实力”优势，而且拥有文化、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新型的“软实力”优势。只要能够将这些潜在的权力资源转化为实际的影响力，美国定能主导世界。约瑟夫还指出：“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这种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当在别人眼里我们的政策合法、正当时，软实力就获得了提升。”

文化“软实力”概念引入中国后，学界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文化软实力”、“文化力”、“文化国力”等概念。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则明确提出了“文化生产力”概念，并就如何“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问题作了重要部署。党的十七大进而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他围绕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四个方面所作的精辟阐述，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指引。由此，文化生产力理论诉诸实践，得到了社会的普遍重视，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具体特征上，文化生产力包括：第一，溢出效应。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将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先进管理理念、最新知识的传播将促进经济发展，公益文化的传播将促进社会发展，生态文化、节约文化的传播将促进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第二，生产力功能。一方面，文化生产力体现了文化生产者的精神创造能力。在文化生产中，文化生产者以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将自身的主观精神因素，诸如思想、艺术知觉、审美、道德、智力、想象力、情感、愿望等渗透于全部文化生产过程，形成政治思想、道德、艺术、宗教、科学、哲学等精神成果，体现人对世界、社会以及自身的基本观点，反映人对外部世界认识、改造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加强文化人才的培养，提升他们的主观精神世界以及尊重文化生产者的创造性劳动，是发展文化生产力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文化生产力具有物质生产属性。文化生产的过程也表现为物化的过程，即形成物质形态的生产过程，文化生产力依赖于人类活动的各种中介形式，比如物质工具形式（数字技术、互联网等）、语言符号形式、社会体制形式（特别是文化体制）等。第三，传续性。文化生产力不是抽象的、超历史的、预成的实体。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继承前人生产的文化产品。每一时代的文化产品都是前人文化活动的客观成果，它帮助人们从中学习和继承特定的文化活动方式，获得从事文化活动、推动文化发展的基本能力。文化的生产要“受到他（艺术家）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条件的制约”。这构成了人们当前文化生产力的既定前提。从世代的角度看，如果文化能向新的世代流传，即下一代也认同、共享上一代的文化，那么，文化就有了传续功能。第四，地域性。一方面，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都是人类交流的普遍认可的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文化市场上的文化商品当然要用于国内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注重文化产品的输出，如本民族语言的国际传播、在重要城市树立带有民族标志的景观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文化在世界的扩散。这对于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辐射力有积极意义，也对我们如何发展文化、使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提出了挑战。

除了文化生产力概念，还有一个“文化力”的概念需要重视。国内较早研究“文化力”的学者是贾春峰，他于1993年提出了这个概念，认为“文化力”概念的出现是1980-1990年中期“新经济”的崛起。日本学者杉浦勉认为，“文化力”是与新经济相伴而来的，是社会文明历史推进、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学者方伟主张，“文化力”是“在知识经济发展到来之际，在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人类社会所拥有的，以其一切文明在精神上的反映而去改造这一社会物质与精神存在结果的综合能力。”综合地看，“文化力”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包括科技教育在内的智力因素，二是包括理想、信念、价值观、道德伦理、人格魅力在内的精神理念，三是包括图书馆、博物馆、信息网络等在内的文化网络，四是作用于现实生活的优秀传统文化力量。在当代，“文化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之一，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是其两个构成方面。

先看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一词，源于上世纪初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使用了“文化工业”一词，对越来越商业化、大众化、标准化的文化产品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是一种隐秘的统治意识形态。另一位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本雅明虽然认同艺术品的大量复制会导致“光晕”的消失，但对于文化工业却持相对肯定和乐观的态度。20世纪60年代，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特里·伊格尔顿等人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精英主义立场进行再思考，肯定了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的定义只包括可以由工业化生产并符合四个特征（系列化、标准化、生产过程分工精细化和消费大众化）的产品（如书籍报刊等印刷品和电子出版物有声制品、视听制品等）及其相关服务，而不包括舞台演出和造型艺术的生产与服务。事实上，世界各国对“文化产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美国就没有“文化产业”的提法，一般只说版权产业，主要是从文化产品具有知识产权的角度进行界定；日本则认为，凡是与文化相关联的产业都属于文化产业。除传统的演出、展览、新闻出版外，还包括休闲娱乐、广播影视、体育、旅游等，并称之为内容产业，更强调内容的精神属性。2003年9月，中国文化部制定下发《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文化产业”界定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是与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概念，两者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看文化事业。它是政府为提高国民素质而兴办的公益性文化内容，既包括具有原创性的文化成果和大量的知识产权，还包括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及内涵。文化产业强调经济效益，文化事业强调社会效应。一方面，发达的文化产业，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动力、资金，为民族文化发展繁荣提供竞争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文化事业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具有导向功能和维持秩序的作用。文化的导向功能是指文化可以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方向和可供选择的方式。通过共享文化，行动者可以知道自己的何种行为在对方看来是适宜的、可以引起积极回应的，并倾向于选择有效的行动，这就是文化对行为的导向作用。同时，文化是人们以往共同生活经验的积累，是人们通过比较和选择认为是合理并被普遍接受的东西。某种文化的形成和确立，意味着某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被认可和被遵从，意味着某种秩序形成。只要这种文化在起作用，由这种文化所确立的社会秩序就会被维持下去，这就是文化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