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尼克松主义”与中国发展机遇

编者按：据BBC中文网11月17日报道，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纽约特朗普大厦会见了前国务卿基辛格，同基辛格讨论了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欧盟的对外政策问题。这使人想起“尼克松主义”。2008年张文木教授曾提出做好迎接美国“尼克松主义”再次到来的准备。他曾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3-423页）全书的结尾部分预测“尼克松主义”将再现美国外交，提出要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现将这部分内容选编，阅读这篇文字或许对理解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势，有所禆益。

一、预测：“尼克松主义”将再现美国外交

（一） 美国“越战”恶梦重现

有人说，尼克松主义是美国的战略收缩期，这话膨胀了美国人们的战略意识并导致美国小布什上台后全球扩张冲动再次复活，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再次重温越南战争的“恶梦”。

就在20世纪快要结束之际，美国加快对俄罗斯及中国的围堵：先是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后有中亚“颜色革命”；新世纪初又直抵阿富汗，占领伊拉克。在太平洋西岸，美国更是启动日本扩军修宪的步伐，继续出售台湾军火，恢复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军事盟友关系。历史好象又向冷战的起点回归，美国的对华政策好象又向麦卡锡时代回归，不同的只是那时是以“反共”划线，这时是以“反恐”划线。

接踵而至的就是美国“越战”恶梦。

自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截止2006年底，美国已有3200多名美军士兵在伊拉克身亡[1]；65.5万伊拉克平民伤亡，已有160万人逃出伊拉克；

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军费开支如滚雪球般不断增大，至今已达3520亿美元，并且仍以平均每天增加2.8亿美元的速度继续膨胀。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伊战几年来的费用已经超过朝鲜战争。2007年２月，布什总统向国会提交巨额军费申请，其中1800多亿美元将直接用于伊战。这样，到2008财政年度结束时，伊拉克战争直接总费用将达5320亿美元，从而超过越南战争的费用，成为美国历史上仅次于二战的经济代价最高的战争。哈佛大学教授比尔姆斯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与以往战争相比，驻伊美军更容易受伤。越战时，阵亡者与受伤者的比例为１比2.6，而伊战是１比16。与2000年相比，2006年美国老兵向政府申请伤残赔偿的人数增加38%。据预计，美国为伊战要支付的军人医疗和伤残赔偿将达到3500亿至7000亿美元，成为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2]

与越战中美国国内政治的反战主题相似，2007年3月2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1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含有从伊拉克撤军时间表的紧急战争拨款法案。根据这项总额为1217亿美元的法案，国会将为美国本年度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增拨900多亿美元的经费，要求布什政府在法案成为法律后120天内开始从伊拉克撤军，并争取在2008年3月31日以前撤出美军作战部队。[3]此前一周，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了一项紧急战争拨款法案，要求布什政府在2008年8月31日前从伊拉克撤出美军作战部队。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议员哈里•里德表示，当天的投票结果使国会在改变伊拉克战争方向，使美国变得更加安全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投票结果向布什总统传递了一个强烈信息，即现在已是彻底改变政府对伊拉克政策的时候了，改变对伊政策应首先从撤军开始。他还说，总统必须改变伊战方向，参议院正在讨论的紧急战争拨款法案给总统提供了一个机会。[4]

与朝鲜战争后期美国经历的“失道寡助”的结果相似，目前随同美国参与战争的盟友开始陆续以种种理由完全撤出、部分撤军或出现信念动摇。当初参与伊战的38个国家中，截至2005年年底就已有14个国家完全撤出。2006年，美国的盟友仍然在不断“缩水”，对美国打击最大的是英国与日本的动摇。2006年7月，日本军人全部撤出伊拉克。同年11月，英国陆军总参谋长丹纳特公开表示，英军在伊拉克的存在致使当地安全局势恶化，呼吁政府将驻扎在伊拉克南部的7000名官兵尽快撤出。美国最终将会落到比朝战还难堪的孤家寡人的境地。

另一方面，美国从印度洋上发动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引起了中国、俄国及印度的警觉，印度在明修联美“栈道”的同时，也在暗渡通华“陈仓”。美国压力导致中俄印三国靠近。1999年俄国外长普里马科夫呼吁中印俄三方联合，2007年2月14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印度外交部长慕克吉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新德里会晤。三国外长积极探讨三边合作重点领域，达成重要共识，发表了《中印俄外长会晤联合公报》。[5]中俄印三国接近，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21世纪初中国周边合作关系的重要变化，而促成这个重要变化的不是别的国家而正是美国，尤其是小布什时期的美国的所作所为。

不仅如此，美国花费了这天大的代价却远没有在伊拉克实现其战略目标：中东恐怖事件越来越多，美国在伊拉克越陷越深，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不仅如此，现在阿富汗塔利班又杀将回来，以至小布什在中东捉襟见肘，并为此怪罪于伊朗。现在又嚷着要向伊朗开战。果真如此，那美国将从在阿富汗的“一鼓作气”、到伊拉克的“再而衰”，最终会在伊朗进入“三而竭”。

目前美国国内政治主题与尼克松上台前面临的关于“越战”的政治主题十分吻合，这是因为美国外交正在犯着尼克松之前美国追逐高目标而使国力严重透支的同样的错误。而正是这样的错误又促使美国外交中的尼克松主义再次到来。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所谓“尼克松主义”并不是什么“战略收缩”外交，而是被校准了的美国外交，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美国式的“科学发展”的外交。遗憾的是美国人并没有把它当作美国的常态外交，而是把他当作非常态外交；这正如日本把明治以后的外交当作常态外交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之累，累于“老子天下第一”心态。

（二）“尼克松主义”与中国发展机遇

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尼克松主义后，亚洲瞬间出现巨大的战略真空，印度、越南都试图利用这个机会尽量扩大本国的地缘政治利益。1972年，印度依仗苏联的支持肢解了巴基斯坦，在“东巴”地区扶持并建立了孟加拉国，扩大了印度东北边界的安全空间。越南共产党则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以“宜将剩勇”的精神，迅速完成了国家统一；在统一国家后越南又得寸进尺，于1978年底迅速出兵柬埔寨，但这又在中国和美国的抵制下败北。日本则利用美国在尼克松时期的战略收缩迅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在此后紧随美国扩大了日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相反，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面临的主要是来自北方的几乎是迫在眉睫的安全压力，[6]所以，毛泽东才没有——事实上当时也没有南北两面着力的力量——在北方压力日重而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尚未确立的情况下南向解决台湾问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继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南面香港、澳门回归，北面苏联解体。中国安全压力大为减轻。

这里值得研究的是，即将出现于21世纪初的尼克松主义对中国的意义。

比较而言，本世纪美国外交将要出现的尼克松主义与20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主义相比，会给中国提供更加充余的拓展战略利益的空间。首先，与上次不同，这次促成美国尼克松主义出现的是中东地区，中国不仅不是目前造成中东问题的当事人，而且还是国际社会解决中东问题必须依赖的杠杆；其次，也是最重要的，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安全压力已与20世纪70年代大大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安全压力多来自中国东部西太平洋海上，60年代初，中国西南中印边境出现不稳定，60末始至70年代，中国安全压力由南向北转移，苏联在中国北疆大兵压境，虎视眈眈。现在中国北、南、西三面的安全压力已大为缓解，而东面以“台湾问题”为牵引的安全压力却日现升级，但同样也因美国深陷中东战场，这种升级又得了某种制约，不仅如此，它还给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更加从容的条件。

我们必须明白，美国人“绑架”台湾的目的并不是要“领养”台湾，而是要敲诈中国政府。只要中国政府坚守得住“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接受绑匪敲诈，那绑匪也无法将台湾“劫走”，更不能“撕票”。为了从中国换取更大的战略利益，美国最终也只能以尼克松“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美辞，在挑拨日本与中国为此冲突之后，还台湾以“自由”，即将台湾抛给中国大陆而不是日本。这是因为在西太平洋地区日本是离美国最近的完全海洋型并以海权为生命的国家，而中国则是离美国本土较远的陆海兼容型国家。

美国人明白：日本现在也在利用美国与中国的矛盾，但如果日本再次打倒中国，那它必然也会与当年美国先利用日本再打倒日本的策略一样，再出手打倒美国。美国曾利用日本充当了美国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清道夫”，那难道日本就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让美国也当一次日本的“战略清道夫”吗？100多年前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就意识到这一点，他“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中国”并“反对一切可能削弱中国的建议”；他认为“一旦中国崩溃并被瓜分，美国就要面临一个不愉快的任务：在中国各地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它的对手则远比中国人难对付。此外，这场角逐的不可知的后果很可能就从毁灭中国所造成的真空中开始，这将比现存的不稳定具有更大的威胁性。”[7]

美国目前在中东深陷不能自拔及由此美国外交必然出现的尼克松主义将再次为中国提供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机遇。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我们一定要学习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战略智慧，抓住这次机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化解“台湾问题”这道最后的“坚冰”。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美国人虽然常常在最辉煌的时候犯最弱智的错误，但是美国人的反省能力也比较强。在巨大的危机之后，美国通常会产生巨大的思想飞跃，正如美国深陷越南沼泽之际出现尼克松主义一样。

当然，我们也要预见到另一种结局，即美国尼克松主义推迟到来或根本没有到来。如果真如此，那么随之而来的结果是美国衰落的加速。与英国的衰落加大了美国崛起面临的挑战的道理一样，今后美国如果过度衰落，也会加大中国崛起需要独立应付全球性危机事件的负担，尤其是在东海海区因美国控制力突然减弱而面临的外交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