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尼克松主义”与中国发展机遇（2）

二、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8]

（一） 北平方式、西藏方式、香港经验及其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

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困难的同时，更要从战术上重视我们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当前来自台海的挑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9]，也是选择解决台湾问题方式的客观依据。在这方面我们应有和平与非和平的两手准备：在台湾当局承认“一个中国”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10]的原则的条件下，台湾问题解决将会更多地表现出双向和平的特点；如果台湾当局放弃甚至拒绝“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台湾问题的解决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表现出双向非和平的特点。但不管台湾问题解决方式如何，其结果都要有利于祖国统一进度越来越快而不是越来越慢、有利于台海两岸的政治距离越拉越近而不是越拉越远，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气越聚越旺而不是越来越散。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既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央政府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的优先选择。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和平解放北京城时采用的“北平方式”会对我们提供有益的思路。

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攻克新保安、张家口，截断了傅作义西逃绥远的退路之后，又迅速进击，扫清了盘踞在北平外围沙河、昌平、南口、密云、怀柔。通县、廊坊、门头沟、石景山、宛平、大兴、丰台和南苑的国民党军队，将困守北平的傅作义20万军队团团包围。再加上强大的政治攻势，1949年1月15日，驻守北平的傅作义派邓宝珊、周北峰出城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罗荣桓政委、聂荣臻司令员等商谈和平解放北平有关问题，表示愿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1月16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宴请北平院校十余位教授，大家一致主张和平解放。1月22日下午公告和平解放北平协议，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解放。1月31日清晨，担负北平城防警备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接防。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将北平解放的方式称作“北平方式”。他说：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11]

他还具体解释了这三种方式的含义：

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

毛泽东所说的“北平方式”是从外围战役即地区性胜利入手，做好“诗外功夫”，最终由面及点，最后达到不战而和平接管北京城的目的。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体会出1959年炮击金门时，毛泽东最终形成“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12]的一揽子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中，就透露出运用“北平方式”从外围即中美关系着手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

当然，将“北平方式”运用于台湾问题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分析蒋介石“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的特点。[13]毛泽东将“一个中国”原则作为选择1959年处理台湾问题方式的依据。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将以民族矛盾即中华民族与西方敌对国家的矛盾为优先，反之，台湾问题的解决则要以国家内部的阶级——这在现今已转化为国家统一与分裂——的矛盾为优先。

那么，今天的台湾是否还具备1959年炮击金门时的特点呢？结论是悲观的。

我们知道，李登辉被蒋经国推上国民党主席台后，他就卸下“统派”面具[14]，日益与“一个中国”原则渐行渐远。1990年5月就任台湾“总统”后，台湾地区的“台独”意识迅速放大。1999年5月17日，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提出分裂中国的“七块论”；８月29日，台湾国民党十五届全会正式将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载入政策文件，决定以“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定位两岸关系。 李登辉治下的台湾，“统派”意识逐渐边缘化，“独派”干部队伍悄然聚集在他的周围，最终于2000年5月20日将台湾前途交与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党魁陈水扁手中。此后，台湾分离主义迅速全面掌控台湾政权机关。2004年陈水扁连任“总统”，此后台湾强力行政部门逐渐为有“独派”背景的干部所掌握。2006年2月27日，陈水扁公开放弃曾承诺过的“四不一没有”[15]，宣布“国统会”[16]终止运作，“国统纲领”[17]终止使用。2007年7月24日，陈水扁发表“入联”演讲，称：“台湾是我们的国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或一省”。[18] 7月25日， 陈水扁表示:台“总统府”强力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及入联“公投”。[19]2007年11月23日，台军宣布准备从蒋介石曾决心誓死“保卫”的金门岛撤兵，从现有万余兵力裁减后可能剩下5000至7000人。[20]12月4日，陈水扁在高雄高喊“台湾国万岁”，并表示全民“入联公投”联署之后，还要发动“众神护台湾，加入联合国”运动，请妈祖婆、王爷公、天上圣母等台湾守护神，护持“台湾加入联合国”。[21]

难道台湾走到今天这一步真是所谓“民意”选择？其实不然。

正如当年日本占领台湾可以制造出“亲日民意”，蒋介石治下的台湾也可以制造出“反攻大陆”的“民意”，那么，在“台独”派掌控台湾强力军政部门下的台湾，出现“台独”的“民意”也就不足为奇了。还是马克思说得好：“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2]今天盘踞并日益上升的所谓“台独民意”，正是其“统治阶级的思想”和“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在台湾推行“台独”政策的掩盖形式。

事实表明，从1990年李登辉被迫以“国统会”和“国统纲领”以及2000年陈水扁以“四不一没有”虚假承诺上台，到2007年底酝酿的“入联公投”，已说明目前陈水扁当局的“台独”主张已从原来的被动和伪装的行为转为与民进党“台独”纲领一致的自觉选择；今天的台湾政治已与国民党时期的一个中国原则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政治大相径庭。台湾政局与蒋介石时期相比已发生了质变，即由蒋介石时期的国家内战问题延伸为国家分裂问题，由蒋介石时期的由于外部压力导致的被迫与国家暂时和相对分离，演变为台湾当局主动推动国家分裂的问题。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1959年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个中国”原则下的政治默契条件暂告停止。目前的陈水扁已不再是以中国统一为己任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而是以“台独”为“使命”的国家分离主义分子。

这个转变过程及其结果与20世纪50年代达赖集团及其引发的“西藏问题”十分类似，与此相应，我们也能从我们曾成功运用的“西藏方式”中找到解决类似问题的思路。

我们知道。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责成西北局讨论“经营西藏”问题并担负于1950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的解放西藏的任务。[23]1950年1月毛泽东又电告西南局“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24]。8月23日，毛泽东提出以军事手段为依托即“于十月占领昌都”以“求得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设想。[25]5月27日，中央同意由邓小平起草的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十项条件。其中头一条就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来”[26]。但西藏地方政府不仅不与中央政府真诚合作，反而还对中央进藏部队无故进行有武装的阻拦。这迫使中央不得不考虑用非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10月6日至24日发动昌都战役，歼灭藏军5700余人，共俘高级官员20余名，此后，藏军主力基本歼灭。

军事胜利使西藏政治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藏人上层热爱祖国的力量加强。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军政官员及达赖上书中央，请求派代表赴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迫于内外压力，特别是军事失败的压力，达赖地方政府终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17条协议”）。“可以说，在西藏问题上，20世纪50年代初党和政府的方针已蕴含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其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在这种格局下展开的。”[27]协议签订标志西藏和平解放，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同志在这一时期“经营西藏”的实践为他后来成功解决香港问题、实现香港回归后平稳过渡提供了丰富的有益经验。

但是，“藏独”势力并不愿就此罢休。1952年3、4月，西藏拉萨发生了反对“17条协议”的“人民会议”非法活动。以西藏地方政府两个司曹鲁康娃·泽旺饶登、本珠仓·洛桑扎西为首的分裂分子，于1951年底在拉萨支持一些人以非法“人民会议”的名义出面，反对“17条协议”，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要求西藏“独立”。1952年3月11日，这些人包围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的驻地和中共西藏工委机关，4月1日，枪击西藏地方政府噶仑（委员）、西藏军区第一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他们阻止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卖粮给进藏人员，妄图乘粮食补给困难驱逐解放军。与此同时他们向拉萨调集藏军，准备武装“起义”。后在中共西藏工委强大政治攻势下，达赖不得不撤销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代理司伦职务。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和西藏地方政府分别发布告，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1955年2月，阿乐群等非法“人民会议”头目召集反动头人商议，决定在康区组织“起义”以达到“驱汉独立”的目的。该地叛乱很快被解放军平息。4月22日，在拉萨举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筹委会51名委员中，除5名中共党员委员外，其余46名均为藏族。即使如此，“藏独”分子仍在煽动叛乱。11月叛乱活动扩大到昌都以南，但很快就为解放军平息。1956年11月，达赖访印，恐中央对藏实行改革，有不归之意。为了减少达赖不必要的担忧，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央对藏“六年不改”的方针；3月，中共西藏工委系统的汉族工作人员精简了92%，驻藏人民解放军减少了70%，驻藏部队从5万减到2万。但中央政府的善意忍让和等待反使藏独分子视之为软弱并更加肆无忌惮，借机策动更大的叛乱。1958年5、6月间，西藏地方政府中上层“藏独”集团指示叛乱分子窜扰昌都、丁青、山南等地，并于1959年3月10日公开撕毁“17条协议”，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3月11日，叛乱集团非法召开“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公开亮出“西藏独立”的旗帜。3月23日，达赖一行逃抵子宗，召开“群众大会”，由噶伦索康代表达赖宣布西藏“独立”，成立“西藏临时政府”。3月31日，达赖一行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度。达赖出走后，留在藏区的“藏独”分子破釜沉舟，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独立”活动。3月20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政委谭冠三等共同签署《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宣布反击。3月22日，拉萨叛乱平息，3月24日，拉萨市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3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对有重大罪行的叛国分子按国家法律予以惩处，11月，叛乱活动在全藏范围基本平息。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召开，宣布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自此，中央政府“经营西藏”中蕴含着的“一国两制”模式自然转入“民族区域自治”形式，西藏地区的行政权力从形式到内容上更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融为一体，西藏完全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