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尼克松主义”与中国发展机遇（4）

4. 在主权问题上，不给任何外国以置喙余地。1950年10月21日，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送交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的备忘录，双方举行了会谈。潘尼迦认为，在联合国有可能准许中国加入的时候，在西藏不会有任何强力反抗的情况下，中国在西藏采取的军事行动是不值得的。毛泽东在这份谈话记录上批语指示：“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简单地答复之。”[50]10月28日，毛泽东在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10月26日给周恩来呈报的关于印度外交部次长梅农约请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政务参赞申健谈话内容上批语道：“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51]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需要国际社会较大帮助，但毛泽东同志仍不以独立自主原则作交易，这是西藏问题顺利解决的前提。这一经验也体现在邓小平解决香港和思考台湾问题的实践之中。

1978年，是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美即将建交，中国对西方技术资金有较多的需要之际，但邓小平同志并不因此以主权原则做交易。6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主席尤金·罗斯托，直言中美建交的障碍就是台湾问题，他说“我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政治家不理解别国的民族感情，中国人不解决台湾问题会死不瞑目的”。[52]1981年6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建交不久的中美关系时指出：“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对在停滞、倒退的情况下如何同美国交往，要认真准备。中美关系中突出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我们不能含糊其辞。”[53]6月16日，邓小平将这个准备告诉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并补充道：“我讲的这些话不是外交辞令，是把我的真正心里的话都讲了。”[54]1984年5月25日，邓小平针对“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传言，直言说“既然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英国外相也说，希望不要驻军，但承认我们恢复行使主权后有权驻军。没有驻军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55]

正是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坚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才有可能在国家统一的实践中探索出上述富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换言之，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如果失去了坚定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那国家统一的任何探索都不可能走向成功。

比较20世纪50年代前后全中国解放进程中的“北平方式”和“西藏方式”及其经验，我们会发现，1949年傅作义是在无力反抗的条件下等待和选择开城门的时机，与此相应，毛泽东选择“北平方式”完成了北京城的顺利交接。而1951年后的西藏上层由被迫签订“17条协议”到1955年叛乱，再到1959年公开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帜并非法建立“西藏临时政府”，毛泽东面对不同的形势，选择了介于完全和平的“北平方式”和大规模军事决战的“辽沈方式”之间的“西藏方式”：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始终坚持和平协商手段，反之，则以非和平手段化整为零，分批分阶段地“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56]。

再比较20世纪蒋介石、蒋经国治下的台湾，我们还会发现，21世纪初的李登辉、陈水扁时期的台湾政治已与蒋介石时期南辕北辙。蒋时期的台湾当局与占据北京城的傅作义一样，只是在等待和选择“开城门”即回国的时机；而现在台湾当局却与当年的达赖集团一样，将中央政府采取的更为特殊的对台政策和中央政府最大限度的忍耐视为软弱，目前他们在等待和选择的已不是中国统一，更不是回归祖国的时机，而是与当年的达赖集团一样在等待和选择公开抛弃“一个中国”原则，分裂中国领土，实现“独立”的时机。面对这种与20世纪炮击金门时完全不同的台湾形势，我们在思考台湾问题时不能不想到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经营西藏”的经验及其解决西藏问题的“西藏方式”。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时说：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虽然如此，我们不打。美国人在那里，我们去打吗？我们不打。美国人走后，我们就一定打吗？那也不一定。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放台湾问题。我国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式解决的。北京就是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的，还有湖南、云南、新疆。[57]

“北平方式”、“西藏方式”，及其成功经验，已对中国顺利解决香港问题产生了积极影响，无疑，它们也必将为我们——不管以和平还是非和平方式，乃至最后万不得已采用作为北平方式和西藏方式基础条件的“天津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尤其是在台湾当局明确放弃，甚至拒绝“一个中国”原则的条件下解决台湾问题，提供有益的启迪。

（二）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新的历史起点”已经出现

解决台湾问题的困难来自它有复杂的“国际背景”。但我们要全面而不是偏面地看待这个“国际背景”，不仅要看到困难的方面，同时也要看到它对于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有利方面。对此毛泽东早有说明，他将战后中国与德国比较说：

我们说德国是战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我们的敌人，按照波茨坦协定的规定分为两个。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同盟国，按照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的规定，台湾从日本手里归还中国。[58]

这就是说，台湾主权回归中国，是雅尔塔和平条约体系确定的并为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的合法权利。对此，目前日本右翼和“台独”分子仍不能直接否定。这迫使他们只能用间接的目标替代其从中国分离台湾的直接目标。

台湾统一，怀“揉”为上，即将台湾抱回祖国怀中的同时，更要以我们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揉碎极少数“台独”分子及其幕后支持者的一切分裂中国的企图。如果将台湾比作当年的北平，台湾经济相当于北平城内的故宫珍藏，如果要使台湾尽可能完整地回归到祖国和人民手中，我们就必须解决台海及其周边的制海权问题，而解决台海制海权的突破口在于切断“台独”势力与其“国际背景”接榫的关键部位及其外围地区。日本20世纪末提出“周边事态法案”，范围主要指向台湾和东南亚一带，其中钓鱼岛是日本“周边事态”所涉区域的关键环节，更是日本列岛与台湾之间最关键的接榫部位。2005年7月，日本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这其实就是对“周边事态”所涉关键地区进行的战略性试探。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新的历史起点”已经出现。

2007年9月13日晚，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对伊拉克政策发表电视讲话，宣布逐步削减驻伊美军人数。根据布什宣布的撤军计划，2007年年底前美国将从伊拉克撤出5700名士兵，到明年7月美军在伊拉克驻军规模将为13.2万人左右。9月28日，美国军方女发言人帕梅拉·马歇尔在华盛顿宣布，首批2200名美海军陆战队员已从伊拉克撤离，启程回国。这是美国从伊拉克撤出的首批部队。据悉，美军计划12月中旬再从伊拉克撤出一个约4000人的作战旅，随后将再撤出4个旅和两个营的士兵。[59]

这已让人感受到了中东“尼克松主义”来临前——对美国人来说——的寒意。

此前，即8月28日，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说：美国和其他在伊拉克驻军的国家已用完了所有手段。“他们正陷入自己犯罪造成的泥潭里，他们在伊拉克再呆50年情况也不会有所改善，只能更加恶化。”伊朗已经是一个“核国家”，它将继续推进其和平利用核能的计划。他排除了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他说：“即使他们想这样做，也没有能力这样做。”他还表示：“占领者的政治力量正在迅速崩溃，不久我们就将看到本地区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在地区朋友和伊拉克的帮助下，我们准备填补这个真空。”他表示，在此问题上，沙特阿拉伯就是伊朗准备与之合作的国家之一[60]。9月17日，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宣布，沙特同英国政府已签署了从英国购买72架“台风”战斗机的协议，交易金额高达44．3亿英镑[61]。

“新的历史起点”正在从中东发生。2003年笔者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眼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正在为中国崛起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布什外交已脱离自老罗斯福经尼克松到老布什的现实主义的大陆均势路线，转而步入二战后自杜鲁门到约翰逊单枪匹马地介入亚洲地区矛盾，并试图通过改变这些地区的意识形态来解决地区矛盾的理想主义外交误区，其结果必然是美国以哈姆莱特“扭转乾坤”的勇气，获得的却是唐·吉诃德“挑战风车”式的结果。阿富汗战争之前，塔利班政权与伊朗及中亚独联体国家之间均势对立是有利于美国的，但塔利班垮台后，卡尔扎伊政权与伊朗、中亚独联体乃至俄罗斯的关系反得到改善；继而，美国“捣伊”战争及其后果反使两伊长期对立的均势格局骤然和缓，并使美国盟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处于尴尬境地。可以肯定，如果美国外交不及时调整到尼克松路线上来，美国强力改造伊斯兰的后果将是中东伊斯兰抵触美国的情绪持续上升、伊斯兰国家联合持续加强、反美恐怖活动进一步增多，这将使布什外交进一步捉襟见肘，并丧失前几届美国政府在中东建立的有利于美国的均势格局及由此已获得的战略利益。“9·11”前，布什曾将其矛头指向中国，中国避其锐势；“9·11”后，美国将军事力量投向阿富汗，中国又守拙内敛；现在美国陷在伊拉克，锐气初挫，国内经济又长期低迷不振；美国已从“一鼓作气”进入“再而衰”阶段，此间我国如能在与美国搞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做好以防不测的军事准备，特别是海军现代化的准备，中国关于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可落实处，中国崛起将不可阻挡。[62]

四年过去后，美国传统基金会2007年5月17日发表由该会资深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主管的John J. Tkacik. Jr 提交的战略分析报告认为：

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太平洋大国，这可能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即使美国领导人对由他们主持的美国在亚太地区大撤退视而不见。但是，很明显，中国日益成为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63]

John J. Tkacik. Jr.的结论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他对美国的判断则是明白无误。那么，如何“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嘱托给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任务，则是当代中国人需要积极应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