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喜庆：红军长征与统一战线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们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究这段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辉煌历史时，都会涉及这样几个重大问题：红军为什么被迫进行长征？红军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红军长征胜利后为什么能够很快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要回答这些问题，都离不开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统一战线。

★红军为什么被迫进行长征？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分析指出：“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窃取了北伐战争胜利成果，建立了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破裂。

1927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在初步总结统一战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将工作重心由对国民党工作转到发动工农群众上来。1928年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明确了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由此进一步制定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按照“八七”会议、特别是六大精神，党在统战工作中将巩固工农联盟作为着力点，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大力发展工农红军，不断扩大根据地。

但是，“八七”会议和六大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影响下，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实行了关门主义政策。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退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而附和了国民党新军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据此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跑进反革命阵营，而且整个小资产阶级也脱离了革命，剩下的革命动力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我们党完全接受并照搬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阶级关系的分析，错误地将小资产阶级排斥出革命阵营，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革命对象，甚至作为“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而认为革命动力应该是清一色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并且强调党员成分的无产阶级化和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人化。党的六大本身就体现了这种“两化”的要求，出席会议的84名党代表中工人占41人，选出来的36名中央委员中工人占21人，选出来的5名中央常委中工人占3人，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了总书记。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占据了中央领导地位，将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错误发展到了极点，提出并实行了一系列过“左”政策。比如，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规定商人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中间人和买办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资本家课以重税。在对待富农问题上，主张坚决打击，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特别是无视“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看不到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党派提出的抗日民主的要求，仍将他们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决不能与之实行任何的联合。

正是这些“左”倾关门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使党未能利用“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有利形势，及时建立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使自己从孤立的政治环境中走出来。相反，甚至在蒋介石纠集百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的严峻形势下，党的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仍然主张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别，继续执行只搞下层统一战线、加强工农联盟的策略，同时在党内强调纯洁革命队伍，在根据地搞大清洗，这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说，“瑞金时代最纯洁最清一色了，但那时我们的事情特别的困难，结果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于清一色”。他还说，“要正确认识统战组织成分不纯的问题。瑞金时代组织最纯洁，但有一个缺点，形式纯洁，却孤立了自己，政权不稳定，要搬家（即经过长征搬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