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喜庆：红军长征与统一战线（2）

★红军长征为什么能取得伟大胜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高度重视做好统战工作。可以说，红军长征的胜利，也是统一战线的胜利。

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伟大的革命转折，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遵义会议的意义体现在统一战线上，就是抛弃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路线，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广泛团结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等，为夺取长征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首先，重视做好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后，国民党内仍然派系林立，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断，充分利用这些矛盾，开展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是粉碎敌人追剿、夺取长征胜利的紧要条件。毛泽东早在长征前，就十分强调做好这方面工作。1934年6月，他在同刘晓、何长工谈话时指出，“不能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利用担任“剿匪”军南路总司令的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同陈济棠谈判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从而使红军得以在开始长征后借道陈济棠防区，顺利突破了蒋介石布下的第一道封锁线。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更加充分利用各派军阀间的矛盾，带领红军先集中实力打击地方军阀王家烈部，再集中实力打击中央军薛岳部，将敌两个师消灭大半，创造了“四渡赤水”的佳话。在整个长征途中，毛泽东还领导党和红军积极开展对云南、四川等地方军阀的统战工作，也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促使他们消极追堵，大大减少了红军的伤亡。

其次，重视做好少数民族工作。红军长征经过苗、瑶、壮、布依、彝、藏、羌、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其中中央红军长征371天，在少数民族地区即达132天。这些民族地区社会形态差别很大，对党和红军了解不够，这决定了做好沿途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对夺取红军长征胜利至关重要。党和红军领导人高度重视、亲自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工作。红军到达四川西昌彝族聚居区后，毛泽东对强渡大渡河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他还特别叮嘱，要与彝族果基家族结盟修好。刘伯承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与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借路北上，经七天七夜安全通过200里彝族地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长征途中不仅运用多种形式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等政策主张，还从实际出发，提出不打少数民族土豪等政策，这对于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红军还在贵州、四川等地帮助少数民族建立了一批革命政权。党和红军的这些政策和措施，得到了沿途少数民族的拥护和支持，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不仅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粮食等物资援助，还踊跃参加红军，其中四川羌族土司安登榜，放弃家业率200名羌族勇士随红军长征，成为红军中唯一一位土司出身的指挥员。

再次，重视做好宗教界人士工作。红军长征经过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许多是全民信教，因而在做好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做好宗教界人士统战工作，对夺取长征胜利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征途中，党和红军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尊重信仰自由，保护寺庙、宗教经典。红军指战员严格遵守党的宗教政策，努力争取宗教界人士与红军的合作，收到显著成效。四川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积极组织僧俗救护、转移红军伤病员，先后接纳千余名伤病员隐藏在寺内。甘南是回民聚居区，红军专门颁布《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规定必须尊重回民习俗和宗教信仰，得到广大回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