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云祥：西安事变的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2）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却处于军阀割据和国共内战的状态。1928年东北易帜后，中国表面上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下，但各地存在很多派系，比如桂系李宗仁、滇系龙云、晋系阎锡山、奉系张学良等。他们表面上隶属国民政府，实际上各自为政，尤其是在军事上，和中央是互不隶属的。这就削弱了当时中国在面对日本侵略时的国家实力。

另外，国共内战。第一次大革命时，国共合作，互相支持，共同对抗军阀。但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国共两党决裂。共产党展开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反抗国民党，国共矛盾成为国内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9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先后进行了五次“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失败，丧失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进行长征。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的中央军及各地军阀对红军进行了围追堵截，红军在遭受巨大损失之后，最终到达陕北。

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并没有停止对红军的“围剿”。虽然民族矛盾上升，日本侵华引起了国内民众极度的反日情绪，但蒋介石当时实行的基本政策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他认为，中日两国实力悬殊，中国没有力量对抗日本，因此把主要的力量放在国内，剿灭红军、剿灭共产党。所以，在1935年9月，红军即将到达陕北地区时，蒋介石在西安建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试图组织第六次“围剿”，并调动张学良的东北军到陕北附近，和已经在陕西的杨虎城的17路军共同“围剿”红军。

张学良和杨虎城确实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来对红军进行了“围剿”。一开始他们觉得红军是败军之将，装备、人员数量都不如他们，但是和红军的几次战斗却都是屡战屡败。在这种情况下，逐渐转为和红军停战对峙。在停战对峙过程中，共产党也做了一些工作，争取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杨开始私下和红军秘密接触。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呼吁东北军共同抗日。在这种情况之下，张学良于1936年4月驾机飞抵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9月，中共和东北军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也就是说，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就已经有了秘密接触，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

此时，中共也按照共产国际的战略和指示，开始确立建立反法西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谋求与国民党进行和谈，以便共同抗日。30年代，随着世界法西斯势力的增长，当时的苏联，也就是共产国际的宏观战略，就是要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当然，主要也是为了减轻来自德国和日本的压力。这正好和当时中国的抗日形势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作出指示，同国民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有国际大气候，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开始确立建立反法西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谋求与国民党进行和谈以便共同抗日。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其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1935年12月17日，中共在陕西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但是，尽管共产党和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已经有了秘密接触，取得了一定共识，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剿共”政策，并多次亲自前往西安督战。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张学良、杨虎城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正式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两人大吵一顿。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再次劝蒋介石联共抗日，依然遭到了拒绝。11月27日，张学良写信给蒋介石请缨抗战，再次遭到拒绝。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谓其部下军心不稳，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介石为了让张、杨继续“剿共”，同意前往西安。

这就是西安事变爆发前的历史背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蒋介石仍然注重国内矛盾，坚持“剿共”。在内外压力之下，张学良、杨虎城通过和共产党秘密接触，也受全国民意的影响，逐渐改变政策，想要联共抗日，但是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张、杨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导致西安事变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