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云祥：西安事变的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3）

二、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

西安事变的爆发时间很短，但是几乎改变了当时中国的历史。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蒋介石去西安训话。两天后，蒋介石亲自飞往西安督战，下榻临潼的华清池，也就是当年杨贵妃的沐浴之地。

12月7日，张学良面见蒋介石，再三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介石的拒绝。12月10日，蒋介石举行会议策划发动第六次对红军的“围剿”，决定在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12月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等高级官员参加晚宴，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17路军的“剿共”任务。这实际上就是在间接表示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不满。另外，蒋介石到达临潼后，西安爆发了一定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要求面见张、杨和蒋介石，表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这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和影响。总之，在张、杨看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社会的共同要求，但在协商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张、杨在12月11日晚参加宴会之后，决定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召见了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将领，正式宣布实行“兵谏”，并进行了具体安排。比如东北军攻打华清池，活捉蒋介石；17路军负责控制蒋介石带领的官员。12月12日凌晨5点，东北军奉命进攻华清池。由于蒋介石没有任何准备，战斗在几个小时后迅速结束。蒋介石的卫队基本上被消灭，蒋介石在华清池背后的一座假山后被发现，之后被活捉。与此同时，17路军扣留了蒋介石带来的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比如陈诚、蒋鼎文、邵力子、卫立煌、朱绍良等。除了蒋介石的卫队军人之外，还有一些官员在战斗中遇难。这是后来蒋介石不原谅杨虎城和张学良的原因之一。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立刻向全国通电，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集会结社自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并邀请中共代表赴西安共同处理这一事变。也就是说，张、杨把他们的政治主张，以及和共产党之间的共识展示在了全国人民面前。

八项主张发出之后，引起了全国震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后，以为会得到国内很多人的支持，迫使蒋介石真的改组政府，实现张、杨所要求的政治愿望。但是后来的结果却没有按照他们预料的那样去发展。实际上，当时指责的声音更多一些，支持的声音很少。

起初，中共有人主张公审并杀死蒋介石。毕竟，多年内战使得共产党对蒋介石充满仇恨。但是这种想法经过讨论并没有被认可。很快，中共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争取联蒋抗日。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仍然是中国最有份量、能够代表中国的领导人。同时，苏联的报刊也公开指责张、杨。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召开会议，强烈谴责此次事变并宣布将张、杨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并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集结兵力准备进攻西安。军队逼近陕西，中央空军对西安附近的一些村庄城市进行轰炸，新的内战一触即发。也就是说，南京中央政府并不承认张、杨的这次“兵谏”，也不准备妥协让步。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很复杂的因素，比如在当时南京政府内部有一股非常强烈的亲日势力存在，日本特别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这样就有机可乘继续侵略中国。

同时，在南京政府内部还有一股以宋美龄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12月12日晚，宋美龄收到事变消息，随即展开一系列活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一系列活动在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2日晚，宋美龄邀请澳籍友人端纳赴西安斡旋。端纳虽然是记者身份，但他和当时中国政界的高层人士私交很好，活跃于中国政坛。通过交涉，张、杨同意宋美龄、宋子文赴西安谈判。总的来说，亲英美派特别希望保住蒋介石的性命，和平解决此次事变，坚决避免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