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云祥：西安事变的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4）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围绕西安事变也分别作出了反应。12月13日，中央研究院等七所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伐张学良。南京各大学的校长、教授347人联名致电张、杨，指责其扣留蒋介石的行为。14日，蒋梦麟、梅贻琦等22位学术界名人分别致电张学良，对事情表示担忧。15日，《申报》《大公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合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的共同宣言》，谴责张、杨的行为，对局势表示担忧。16日，南京、北平等社会各界纷纷发表函电，要求讨伐张、杨。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宣言，谴责张学良。

这种情况给张学良、杨虎城造成了很大压力。尤其是张学良，完全没有想到会遭到社会各界如此激烈的反对。为了缓和局势，尤其是为了避免军事冲突，张学良允许遭扣押的蒋鼎文返回洛阳，请求南京政府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准备和谈。

12月22日，也就是西安事变爆发10天后，宋美龄、宋子文飞抵西安，很快见到了蒋介石。第二天，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共代表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就如何解决西安事变进行会谈。随着宋美龄和宋子文到西安，实际上就意味着军事行动可以暂时停止，西安事变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

谈判结果很快出来，西安方面提出六条主张。第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当时中央军已经大军压境，这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事情。第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第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进行抗日。第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即团结社会各界共同救国。第六，与同情抗日国家进行合作。

但实际上，双方谈判仍然是中央政府处于强势地位，虽然蒋介石被抓，但是南京政府态度很强硬。西安方面，张、杨以及中共本来就不是完整的一派，面对南京政府的强压力，提出的六条主张并没有完全实现。首先，张、杨就有不同意见。张学良在中央军的压力下，表现有点软弱，就说不一定需要这么苛刻的条件也可以释放蒋介石。杨虎城稍微坚决一点。中国共产党当时也提出了一些释放蒋介石的条件，比如说在22日深夜的时候，中共中央就致电周恩来，提出了三个释放蒋介石的条件：

第一，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这个是迫在眉睫的，不要打仗，不要进攻西安。

第二，南京以及蒋介石应该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不咎既往，并且召集救国会议。这和前面的六条主张有相关的地方，有些就合在一起了。但是因为当时国共还处于战争状态，中国共产党特别担心如果把蒋介石释放了，他会继续“剿共”。所以要宣布国内和平，不咎既往，也就是国共内战应该结束，不再追诉以往的仇恨。

第三，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本来在一开始提出的六条主张里有一条是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几天之内也不可能希望国民政府放开监狱大规模释放政治犯。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实际的角度考虑，说只要现在开始释放就可以了，当然肯定也提出一份当时中共很在意的一些重要人物名单。

杨虎城比较赞同中共的主张，但是张学良却不以为然。也就是说，西安方面这三家本身就稍微有一些分裂。这实际上使得西安方面在和南京中央政府谈判的对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张学良，因为蒋介石是在张学良的东北军手里控制着，所以他对这个事情不是特别坚决。

25日下午，谈判过程基本上完成，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基本上接受了这些条件。但有些实际上没有真正做，比如说，中央军是不是撤出潼关？蒋介石虽然下令，但当时实际上是何应钦说了算，中央军虽然没有进攻西安，但仍然是把陕西都包围了。后来的东北军瓦解也和中央军的压力有关。其他的，比如释放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允许集会结社自由等等，基本上是空的，没有怎么做。真正做到的就是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当然，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成果，正是因为有这一点，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管是六条主张、八项主张,还是中共提出的三个条件，应该说得到了部分实现，核心就是停止“剿共”、联合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