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云在红军长征中的独特作用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严峻境地。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民党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调集数十万大军，于1933年9月对中央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和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陈云作为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成员，在这场决定着中国革命前途、民族命运的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大搏斗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一、担负起指挥红五军团掩护中央红军转移殿后的艰巨任务

长征初期，红军行军的战略态势是：红一、红三军团做左右两路开路先锋，红九、红八军团保障左右两翼，中革军委两个纵队居中，殿后任务由红五军团担负。撤离前夕，党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给红五、红八、红九军团派中央代表，分别由政治局常委陈云及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担任。中央的安排突显了红五军团殿后任务的艰巨和对陈云的倚重。

随后，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找陈云谈话。朱德介绍了红五军团的情况。周恩来介绍了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等人的情况，并郑重嘱托陈云：殿后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为全军整体利益，要作好牺牲的准备。中央派你担任中央代表，负责全军后卫，要果断处理紧急情况，加强对红五军团的领导。

这副担子对于此前从未有军队任职经历的陈云来说，实在是太重了。但陈云没有畏惧，毫不含糊地向朱德、周恩来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到红五军团后，陈云以顽强果敢的意志，有条不紊的风格，对部下体贴入微的魅力，稳定部队情绪，凝聚全军将士意志，艰难跋涉，日夜血战，先后完成掩护主力红军突破三道敌人封锁线的任务。陈云“作为后卫部队的政委，有责任设法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有时六天六夜不能睡觉”(《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中央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后，一场更惨烈的恶战即将开始。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战略意图，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兵分五路专事“追剿”红军。蒋介石在湘江以东部署包围圈，投入近30万兵力，自东向西收缩，企图以优势兵力在湘江东岸全歼红军。

红军已无任何退路，必须拼死渡过湘江。红五军团梯次布阵于湘江东岸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其三十四师掩护军团主力。因军委纵队负载甚重，行动迟缓，红五军团殿后掩护的战斗英勇惨烈。12月1日，红军主力渡过湘江，陈云也随红五军团军部过江。此时，西侧敌人已开始急速合拢，而红五军团部分部队仍滞留东岸与敌激战。陈云见状，果断派人过江给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等送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陈伯钧：《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接到命令后，十三师连夜急行军45公里，抢在敌人合拢之前渡过湘江；担任红五军团后卫的三十四师被阻湘江东岸，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壮烈牺牲。

陈云与红五军团指挥员尽最大努力率领全军将士，完成长征初期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的艰巨殿后任务，并尽量保存了部队力量。红八军团严重减员，12月13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根据军委命令，陈云和刘伯承对红五、红八两个军团进行整编。

二、在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重要贡献

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中国革命再度陷入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中央红军放弃原定继续北上湘西的计划，前往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通道、黎平两次中央会议，毛泽东的建议被采纳，党中央决定转兵贵州，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惨痛的教训，使中央领导层许多同志开始反思“左”倾路线的错误；同时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作了大量说服工作，在中央及红军领导层中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特别是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明、陈云、张国焘组成；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四人。长征初期，陈云随后卫部队行军，离中央所在的先头部队有几天的路程，未能参加通道、黎平两次会议，没有参与遵义会议之前中央领导层中的思想交锋、转变酝酿过程。

在贵州黎平的洪州司，博古约陈云和刘伯承谈话，告诉他们“要改变方向走”；但陈云“不知道他们开会没有”。（《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页。）此时，陈云与刘伯承已离开红五军团，分别担任中革军委纵队政委和司令员。在赴遵义途中的团溪，张闻天又单独约谈陈云，使陈云了解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领导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到遵义后，陈云与张闻天受周恩来之邀谈话，陈云明确表示赞成张闻天提出的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191页。）中央领导层中大多数意见的一致，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陈云出席遵义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阐述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陈云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投了毛泽东的赞成票，为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作出重要贡献。后来陈云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1940年7月10日陈云自传。）“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到的那些。”（《陈云文集》第3卷，第435页。）

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这一票非常重要。在会上，博古作关于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不承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战略战术错误。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左”倾错误的报告，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如果不鲜明亮出支持毛泽东的态度，参会的四名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就会出现2：2的状态，这对在危难中艰难推进的中国革命事业极为不利。

后来，毛泽东在回忆遵义会议历史情况时指出：“经过遵义会议，我们改变了错误的路线。终于我们这些人从少数变成了多数，党没有发生分裂。”（《毛泽东有关遵义会议的部分论述（一九四五年五月——一九六四年三月）》，《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拥护四中全会的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出来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要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9页。）陈云就是毛泽东说的“赞助”正确路线的一个重要成员。

陈云的思想转变过程是在长征中完成的。前面已提到，长征途中召开的通道和黎平会议，是促成党内思想转变的两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在这一转变中起了关键和决定性作用。陈云没有参加这两次会议，且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斗争，无论在苏区还是长征初期，都与毛泽东少有接触。但陈云在思想上对“左”倾路线的异议，从1933年1月随博古从上海转移到苏区之初就显露出来。他在担任全总党团书记的工作中，注意反思和纠正苏区工人经济斗争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根据苏区社会经济实际情况，同全总委员长刘少奇一起，成功指导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拟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尽力保护和促进苏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陈云在思想上倾向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他曾回忆说：在瑞金时，“共产国际讲毛主席的路线是右倾。但是我觉得，毛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而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李德是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来的，他是外国人，不懂得中国的实情，又不懂得调查研究。……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情况。”（《陈云文集》第3卷，第433、433—434页。）长征初期的战况，使陈云进一步清楚地认识到，军事指挥上存在严重问题，但“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重”（1940年7月10日陈云自传。）很重要。

陈云的思想与行动表明，他对“左”倾错误路线由怀疑到否定的过程是自觉、独立的。正是从实际出发、选择符合国情的战略策略的正确立场，决定了陈云在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鲜明态度。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形成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为我们党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遵义会议被视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陈云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