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尔翔：基于实体经济的金融走向（4）

（二）经济、金融发展的目标

会议还指出，我们不但要稳，而且要“稳中求进”。下面我们就谈一谈“稳中求进”的“进”。

进，就是“要进取、要有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当然，会议还提到了很多领域，提出了很多局部目标，这里我把它简单总结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满足市场需求；第二个层次主要是资源配置机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要让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第三个层次主要是针对金融方面，比如货币汇率问题、金融风险问题、对外开放问题等。所以说，这些目标是很明确的，但是这些任务既是目标，又是工作内容，并且它们之间相互包含、相互交叉、相互影响、高度相关。那么，究竟哪个是重点？我们应该怎样下手？有没有一个先后顺序？又或者是要齐头并进？怎么样解决它们的相关性问题？如果我们理解不到位，似乎还会出现表象上的矛盾，比如：如果市场化，就会出现资产泡沫；如果管制，就会出现行政化。这些问题也让我们很苦恼，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上进行解读，不能停留在浅层次上进行解读，也不能停留在局部上进行解读。怎么办？我们只能是回到问题的根本，去寻找底层逻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给我们指明了这个方向。我们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找到了两个带有真实意思的理念性词汇：长效机制和资源配置。我认为，这么多分目标，其真实意思和终极目标就是要让我们“探寻资产配置的长效机制”。那么，找到这一点之后就很好办了，我们就可以跨任务、跨领域把这些行动统一起来、协整起来，这样完成任务就会事半功倍，就会找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这才是中国发展的大文章。

“资源配置任务”将这么多林林总总的任务统一表达，就能使思维聚焦，引导我们首先要做理念上的调整，概念上的梳理，关系上的推演，思维上的模拟，行动上的沙盘演练。因为对于金融改革来讲，由于它是一个半公共性产品，是一个系统性很强的产品，显然它的传染性、联动性也很强，因而具有脆弱性，一旦出现了风险，就具有很强的破坏效应、蝴蝶效应。这就要求我们不能随意进行金融创新，大面积铺开，而是要在逻辑上进行反复的论证和激烈的头脑风暴，同时还要在进行试验、沙盘演练等等。

首先是理念问题，其次是理解问题，最后是推动问题。比如说要通过资产配制、长效机制把我们的思维和行动统一起来，就必须要有一些要求：既要考虑短期，也要考虑长远；既要考虑局部，也要考虑整体；既要考虑国内，也要考虑国外；既要考虑非系统性的问题，也要考虑系统性的问题；既要考虑到物，也要考虑到人；既要考虑单个产业，也要考虑生态链；既要考虑实体经济，也要考虑金融经济；既要考虑非网络的，也要考虑网络和技术。这是需要全方位、多层面的整合。

关于“资源配置”，我有如下两个基本理解。第一，资源配置不仅是物和物的配制（比如我们要生产什么，需要几种资源在一起生产），也是人和物的配制（什么人配制什么物、配制什么资源，什么资源配制什么人等），更是人与人的配制问题。第二，国家的资源配置战略与市场的资源配置战略各有特色，既有替代性，也有互补性。特别是近几年，信息技术高度发展，降低了人们观测、决策的成本，这也有利于国家宏观规划、宏观战略、宏观决策的引导功能。

关于资产配制的推进策略，就是“抓两头、放中间”。“抓两头”，一是要抓国家，二是要抓个人；“放中间”，中间就是企业，我们要把企业放开。为什么要抓国家？因为国家站得高，看得远。国家不但掌握宏观调控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有这个视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家能力越来越强，所以我们说，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可能最主要是在跨界杂交、技术入驻的这样一个时代，大力运用数据挖掘技术，为宏观的、微观的、中观的决策提供资源。为什么要抓个人？因为个人的精神、意志、品行、追求等，往往会影响所形成的社会团体、企业、政府这些组织相对应的精神、意志、偏好、风格等。目前我国存在的许多问题，实际上最主要的一些问题在“根”字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基础底层，也就是个人的非理性理念、非理性行为造成的。所以我们说供给侧的改革，当然需要改企业、改产业，但是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要对个人的非理性进行治理，治理水平越高，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可能才会更加深刻、顺畅和长久。

对于企业来说，既然我们承认它是一个企业组织，那么谁和谁配在一起、配哪些资源、上下游企业是什么样的，就应该由它来决定。它的决定原则实际上就是利润。如果现金流的现值小于零，就说明这种配制是不对的，就肯定要做出相应的转换。比如，李嘉诚赴英、曹德旺赴美，表面上看是个人行为，但实际上是企业行为，我们可以去议论它，但却没必要花费大量精力去非议，因为归根到底这是他们为了企业的生存。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当是：政府控制上限，守住底线，领头发展战略性、对国家长效有利的产业，剩下的则交由市场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