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大轩：中华法文化之路（2）

礼法文化：汉——清

历史进入汉朝，人们开始反思，抛弃传统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法律如果离开了道德的滋养，肯定会出问题。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于是，从汉朝开始，统治者将以前被抛弃的礼逐渐引入到法当中来，史称“引礼入法”，开启了道德法律相结合的进程。魏晋南北朝，礼法结合得以进一步发展。到了唐朝，形成了“礼法合一”的格局，礼法传统得以定鼎。

礼法文化的治理模式，不再是单纯的法律之治，而是三大体系综合为理。首先是礼典体系。汉初叔孙通尝试编纂礼典，未果。西晋出台了第一部礼典——《新礼》，后世称《晋礼》，唐朝《大唐开元礼》是其集大成者。此后，历代王朝皆依其模式编纂礼典，用以调整国家的军政大事和官民的言行举止。其次是律典体系。汉有《汉律》、唐有《唐律》、清有《清律》，律典的制定，需以礼的精神原则为指导，故《唐律疏议》是“一准乎礼”。违反礼典、律典的行为，则用律典中规定的罚则进行制裁。再次是民间法体系。主要指乡规民约、家法族规以及民族地区的习惯法，其制定亦来源于礼俗、礼义。民间法虽有着自身独特的不同于国家法的行为规范体系和制裁措施，但国家对此予以认同：对于乡规民约与家法族规，采“刑罚不可驰于国，笞捶不可废于家”之态度；对少数民族习惯法，则采“各依本俗法”的政策，从而使礼法文化呈现出德法合治、“多元并存”的格局。

礼法文化造就了中国两千年的礼法社会，清末大理院正卿张仁黼说：“数千年来礼陶乐淑，人人皆知尊君亲上，人伦道德之观念，最为发达，是乃我国之国粹，中国法系即以此。”这样的秩序，直到清末方始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