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大轩：中华法文化之路（3）

法治文化：清末以来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西文化发生了强烈的碰撞。1902年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进行法制改革。1904年成立法律修订馆，负责拟定新法，到1911年，仿照西方大陆法系的制度框架，颁布了以《大清新刑律》为代表的新的法律体系，传统的礼法到此彻底解体。

从礼法文化到法治文化带来了诸多变化，最为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德法合治走向德法分治。以前是道德法律合二为一，凡是违反道德的行为，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后来，则是道德的问题归道德管，法律的问题归法律管，二者分而治之。这种模式，能够缩小法律的打击面，有利于更大范围地保障自由、人权。二是由“以刑统法”走向分部门设置法律。在礼法时代，凡是违犯国家法律的行为，一律被称作“犯法”，都要用刑罚来制裁，并用刑罚的方法来统率、调整所有的法律。清末法制改革以来，在法律体系内部，分部门设置法律，于是有民法、刑法、行政法以及相适应的各种诉讼法，各种法典是单独设立的。由以刑统法转向分部门设置法律，使得法律的分工越来越明确，立法技术也越来越精细，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这两大变化使得我国的法制有了与世界接轨的新气象，但也显露出新问题。有些违背道德的行为，由于法律中没有规定，不会受到惩罚，此类行为便可能滋生蔓延。在民事经济往来中不遵守诚信的行为，虽然违法，但不一定构成犯罪，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违法成本低、得到的违法收益高，就会放手去干。究其因，这是因为此前的法制建设，多注重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而忽视了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

中国数千年法文化演变，经历了从礼乐——法律——礼法——法治这四大阶段。总结其间的规律可以发现，凡是注重文化传统的时期，法制建设就能健康发展，凡是无视文化传统的时期，法制建设就会出现大的问题。

西方倡导的“法治”，有着成功的经验，但移植到中国，必当有本土化的改造；盲目照搬，难免有削足适履之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其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原则；“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法律是底线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障。要加强相关立法工作，明确对失德行为的惩戒措施。”如此种种举措，正是对中华法文化传统的回归与转化。惟其如此，我们才能从一般意义上的“法治文化”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新道路。

这既是时代的选择，又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