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刚柔并用”,是自古以来为政者总结出来的有效实践经验。政有繁简,事有缓急;势无常态,水无常形;宜宽则宽,宜严则严;刚柔兼顾,恩威并施;这些道理讲起来容易,但真正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了。其实,不论宽也好,严也罢,刚也好,柔也罢,都应以能治理好社会,发展好经济,安定好民生,让人民幸福为标准。倘若人民生活满意、平安幸福,所施政策便是正确的。
从古至今,对“宽严相济”中的宽严尺度的把握,从来就是有争论的。东汉末年,崔寔写的一篇《政论》,就很有针对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五》中记载了这篇文章,这是一篇值得诸位一读的文章。
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十一月,京城洛阳发生了地震,皇帝下诏,令百官推举有特殊本事的人来京议论应对之策。涿郡推举了崔寔,并送他到了公车署(接待应试学士的馆驿,可任凭学士之流来去)。他却称自己有病,无法提出应对地震之策。回到涿郡以后,他就国事问题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政论》。其内容如下:大凡天下之所以无法治理,常常是由于君王的太平日子过得太久了,社会风气日渐颓敝而不能察悟,政治国事日益衰败而不思改革,习惯混乱,不问安危,并对此熟视无睹。或者荒淫奢侈,不理朝政;或者耳目闭塞,不听劝诫,喜欢听奉承的假话,讨厌听批评的真话;或者遇到问题犹豫徘徊,不知所措;或者连亲信近臣,都为了保住爵禄,而闭口不言;或者认为被疏远的臣僚地位低贱,他们就是有忠言良策相告也不听从。因此,朝纲从上面放纵松弛,智士就只好在下面忧愁。这是多么可悲的局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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